茶性俭，一枝瓶
茶席的插花，要与茶席的立体空间相得益彰，插花的体量和高度，必定会受到茶席空间的限制。
陆羽《茶经》提出的“茶性俭”，对茶席的插花，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因此，茶席的插花，要通过别出心裁，去衬托和表现茶的清雅；要画龙点睛，传递出幽微淡远的茶境，以及静清和雅的茶精神，这就是茶席的插花，具有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茶席的插花的基本特点为：构图简洁，花枝少儿花色新鲜，造型不拘形式，自然生动；结构疏密有致，起伏有势，不齐不匀，虚实相生；花亦素雅，不求繁多，只插一枝、两枝、最多三或五枝，格高韵胜；并着力追求线条美、构图美与变化，以达到朴素大方、清雅绝俗的艺术效果。
明代袁宏道《瓶史》：“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袁宏道认为，赏花时，有茶相伴最为清雅，反过来，品茗时也应该有最清雅的插花彰显，才可足以表现出文人的追求和风骨。以其为代表的文人插花艺术，为茶席的插花提供了理论参考，从某种意义上将讲，茶席的清雅插花，已经不用于宗教供花、华贵富丽的宫廷插花，跟不同于生活画意。究其本质，是最合适清供、清赏的传统文人插花，这种传承，从中国传统插花的发展脉络中，能够梳理出来。
文人插花源自唐宋，盛于元明。讲究清新脱俗，不拘形式，花材常选一种，多则三种，着力寻求山野清趣与诗意的流露。
从唐代到五代，是文人插花的发轫期。最早惯性插花的文人，从南北朝开始，有庾信、竹林七贤等人。当时的插花，主张返璞归真，宣泄胸中的文人逸气，杂花野草，就地取材，信手拈来。今天，我们的野外茶席也是如此，山花野卉，灿然席上，如花在野，自然生动。
宋代是文人插花的发展时期，尤其是“插花、挂画、焚香、点茶”，已成为文人不可或缺的四般闲事，如果对其中之一外行，便不足以胜任真正的文人称号。
元代和明代，是文人插花发展的高峰。明代文风鼎盛，尤其是袁宏道《瓶史》、张谦德《瓶花谱》、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等插花专著的问世，幽人韵士，构建了完整而周详的花艺理论体系，清疏淡远的美学原则趋于成熟，开始表达插花的空间之美，追求文人插花风雅的进阶。于是，古代的文人们，便从一枝花、一方木、一角山、一汪水里，细微处见宏大，清浅中见深刻，同时，文人插花既成为玩赏的幽栖逸事，又是别有意蕴的心象之花。
历代文人的插花之胜，从诗词里可见一斑。
《诗经》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互相赠花，以表达思念之情。杨万里的《瓶中红白二莲》：“红白莲花共玉瓶，红莲韵绝白莲清。空斋不是无秋暑，暑被花销断不生。”诗中写到荷花，不仅可赏，还可以清雅解暑。
历代文人，不仅热衷插花，更有惜花之心。
苏轼担忧海棠“只恐夜神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文人寓心于花草间，使文人的插花如茶一样，变得意味深长，理性的内涵加上清丽外形，自具闲雅气韵。他们把自己的哲思、感悟，与花木和自然联系起来，穷通物理，又能在花木中寻找逍遥之乐，以拂红尘之污。
总之，文人插花，是以文学诗词之心，观察自然，以花影人，寓感万物，物我两忘时，以花草为媒介，以宣泄胸中文心诗意的感动，通过抒怀寄情，形成线条简洁，风格清雅，饶有野趣而又回味无穷的心灵之花。
因此，茶席上的插花，最接近传统文人插花，重诗情，重意境，寄情潜怀，使茶席摒除了匠心和俗气，更具淡雅率真之美，席外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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