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内，我们家四个人感染
进入年的最后一天，中午，阳光灿烂，我驱车前往光谷父母家，按照计划，我们三人去沌口汤逊湖大剧院，参加新年音乐会。母亲说她不舒服，看我兴致勃勃，坚持一同去看了演出。
2天后，我来到父母家，母亲还是不舒服，我帮她拔了火罐，做了头部按摩。结果第二天我出现了和母亲一样的症状。
去家医院看呼吸内科。接诊医生说，普通感冒，开了莲花清瘟胶囊和抗病毒药。
医院已经晚上八点多钟，回去小路上凹凸不平，而我当时烧得浑身发软，高一脚低一脚，一脚踏空，右脚脚踝崴了，一拍片子，脚踝骨折，打上了石膏。
吃药后感冒不见好转，我坐在轮椅上让老公推着继续看病。呼吸内科的龚一龙主任接诊，问询情况后，坚持让我拍CT，我说又不咳嗽，只同意拍X光片，果然，片子显示肺部有感染。龚主任让我马上住院，因为住院需要去单位拿联单，挺麻烦，我决定继续在门诊打针。
母亲的病情也加重了，打针不见好转，1月6日，弟弟和父亲医院光谷分院，CT显示双肺感染必须住院，医院没床位，医院，急诊排了1个多小时，医生也说没有病床。那时我不能动弹，医院碰碰运气。
医院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医生一看，怀疑是不明肺炎，医院不能收，医院，赶过去的医院，又碰上了龚一龙主任。他说，上级部门来了通知，医院不能拒收，马上安排母亲收治入院。当时呼吸内科已经住满了，母亲只能在走廊里加床，她前胸后背疼得厉害，直到凌晨三点，母亲才打完针。
护士在帮母亲打针
母亲住院期间，我叮嘱父亲不要去探望，他不放心母亲，拦都拦不住，硬是跑去了两次。
1月9日，父亲也发烧了，我老公推着我，医院，两个人做了肺部CT，父亲双肺重度感染，我右肺感染，正好空出两个床位，我们被收治入院。
19日老公发烧，CT片显示右肺部轻度感染，医生开了住院证明却没有床位，前面等待住院的有近70人。
ICU里82岁老父亲的求生欲
入院后，父亲的情况每况愈下，上吐下泻的同时伴随着呼吸困难，15日，父亲住进了ICU，上了呼吸机，82岁的老父亲，被一排机器包围着，插着各种管子。已下了病危通知单，医生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
父亲进ICU后就做了核酸测试，医院每天只有5个测试指标，结果是阳性。按照规定，确诊为新冠病毒肺炎的病人医院，意外的是，当时接送病人的，车内已经有3位病人了，实在是装不下去了；父医院继续抢救。
父亲在ICU住了8天，最严重的几天发烧到39度，戴上无创呼吸机，不能动弹，但是意识是清醒的。
1月15日，医院ICU病房
*人出身的父亲非常坚强，在隔离病房时，医生说一定要吃东西，增强免疫力。有一次丈夫送来了番茄炒鸡蛋和炒菜薹，当时我和父亲正上吐下泄，根本不想吃东西，但父亲拿起来一口一口硬往嘴里塞！
每次小便，父亲撑着虚脱的身体，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颤颤抖抖要自己来，绝对不用便盆。我知道，他是强迫自己保持清醒，不想麻烦我们，他要活下去！
进入ICU后，父亲每次只能吃点流质，摘掉呼吸机后血氧直接掉到68，他只能一口一口地喝，连续喝两口都喘不过气，只能戴上呼吸机，待呼吸稍微平复血氧上升后，摘下呼吸机继续吃一口。
22日，父亲的病情终于迎来了转机，高烧也在减退，血氧也逐渐回复正常，重新转入隔离病房。
除夕夜排队打针
经过治疗，我和母亲也在1月20、21日相继出院。
在我出院前，老公也查出右肺轻度感染，医生开了住院证明，但住不进去，老公决定边等边治疗。
感谢朋友们在我们一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早上五点，朋友到我家取头一天开出的针剂，去医院排队。医院门诊大厅全是病人，只有三位护士打针，针药送到护士站需要排三四个小时。估计时间快到了，医院，等针打完至少3个小时，每天从排队送针剂药到打完针需要近10个小时。
门诊大厅等待打针的患者
1月23日起，武汉市暂停运营公交、地铁和轮渡，24日除夕夜，医院打针的老公叫不到滴滴和出租车，当时我已经出院，无奈，只有拖着虚弱的身体，跛着一只脚，医院，打完针，老公又做了CT，结果显示肺部有明显好转；带药回家隔离治疗。这算是连日来奔波中的好消息吧。
凌晨一点精疲力竭的两个人回到家，煮了几个速冻饺子当年年夜饭，看着碗里的饺子，百感交集；这个年好难，好心酸。
电话里，我听到医生的哽咽
有人说，一场疫情照出了人性的善良与卑劣。在我眼里，逆行不畏艰险的医护人员就是最可爱、最需要感恩的人。
疫情暴发，医院隔离病房住院11天，看到医护人员冲锋在一线，救治大量的患者，马主任、许莹主任、龚一龙主任、林莹医生及许许多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每天都穿着厚厚的隔离服工作十六小时以上。
春节前夕找不到护工；父亲的双肺感染，加之有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病情不断恶化。元月13日的那天下午父亲又拉又吐，将身上、床上及衣服全部弄脏；当时我正坐在轮椅上，有心无力。
夏女士和父亲在隔离病房治疗
隔离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了解我一家的特殊情况，纷纷轮流过来一起帮父亲换衣服、床单、被子，穿着防护服的医生护士们来回奔跑，个个弄得满头大汗、衣襟湿透，护目镜都是雾气。
第二天晚上，父亲血氧掉到80以下、呼吸困难，上了监护仪和氧气机，晚上还增加了针水；护士医生一直守候在他身边。
许莹主任和管床的林莹医生还主动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以便于随时了解病情，并定时跟我打电话了解体温、饮食及身体状况，还宽慰我焦虑的心情。
我知道很多医护人员连续作战也都生病了，他们的家人也有生病的情况，连日值班，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病重的亲人。
我出院没多久，许莹主任给我打电话，询问我和家人身体情况，她在电话里说自己也生病了在宾馆休息，她说因为病人太多太多，医生和护士都要崩溃了，希望有人给“战士”们一点鼓励，希望我能接受媒体采访，如实述说一家人治疗的经过。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她一边打电话一边流泪，我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哽咽声，我也哭了。
挂掉电话，我忍不住想到自己一家人求医的艰难，医生难，患者也难，他们只不过想给自己和亲人找到一张病床，想活着，但当时的现实是，医疗系统早已不负重荷。
稳定情绪后，我马上写了一封感谢信，其实这封感谢信我出院后就开始写了，因为老公突发病情没有继续，当晚我一气呵成，每一句都是我的真情实感，凌晨两点发到许莹主任的邮箱。
许莹主任对我说，这封感谢信对医护人员是极大的鼓励，在最难的时候，一声谢谢已经抚慰了他们疲惫的心灵。
令人高兴的是，父亲连续进行了两次核酸测试，终于转阴，已经在15日晚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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