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春天广泛地来了。我住在沙滩后街,景山公园东边的一条胡同里。
西府海棠开得圆满,阳光公平,即便是人声稀落的清晨,也保全了遍地温暖。
他就死在了四月的春光底下。
路过的人凑上前去,节俭的哀悼已经发酵了一段辰光。
倒下的地方,离早点铺很近,离故宫很近,离尿迹斑斑的花坛很近,离盲目的车流很近。
我的腿没有考虑过停下来。
白菜肉包这个时间快卖完了,其他的实在难以咽下。上个月迟到得过分,今天一定不能再迟,何况8:05这一班地铁对我很重要。
就在拐角处了。我推门进去,几番回头。还剩最后一个包子,幸好。我今天的命运算是完成了。
身份显而易见。
他是个讨饭的,或者拾荒的,否则就是流浪的。围观的人热心,对死者的判断要急在片刻之间。
他贫穷。难以描绘分明他裹的衣服的颜色,灰、棕、墨,重峦叠嶂。活着的时候它耐脏保暖,油渍血迹堆积成质量,和纤维的作用一样,现在,它是一件遮羞的寿衣。死人是没有颜色的,要靠鲜艳衬,不然会很快在桃红柳绿的生机和热闹里隐身。这件衣服只得继续发挥职责以外的忠诚。
他趴在地上,尸体松弛,晦暗。海棠和阳光面目凶恶。这件死亡显得太过叛逆。
天气明明已经暖和起来了。
一切都开始了善待。冻疮和风寒收了恶意和歹心,不再寻上门来,抓着无法躲避的人不放。丁香和玉兰开得也足够慷慨,阳光那么旺盛,筑巢的家燕也那样卖力。
这是四月呀。普天大赦。
至少有七十岁了。看胡须的颜色和皱纹的深刻,临时葬礼的出席者们猜测。
他没有死在冬天,死在七十个年头经历过的种种动荡里,死在难以逃脱的重大灾难中,死在痛失所爱之后。
他死在了四月。
死在了和平的春天。
身上的冻疮已经开始好起来,疼痛不再那么骇人。容易的日子就要到来,可他死在了幸福莅临不久的四月里——对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幸福和气候的关系,过分亲密。
他跟每晚七点翻垃圾桶里饭盒的婆婆,是朋友吗。
那个在纠结发间别一支褪色发卡,重叠套了几层碎花儿图案的脏衣裳,脚下常逗留一只争食的狗的女人。但流浪的人和流浪狗,互不嫌弃。今夜,垃圾箱里又能扒出合他们心意的一餐。
还有月光呢。还有四月呢。
趁此机会,她的灰白杂乱的麻花辫,也能因为一支残破的红色发卡而得到重新梳理了。他们会对彼此露出笑来。今夜,是适合流浪的。终于有一晚,流浪是好的。
他跟地铁站出口拉二胡的盲眼老头,是朋友吗。
冬日里,西风定要在那把晚归的弦上割上一割,发出与卖艺师傅命运匹配的凄厉语调。有时,他会拉得格外高兴,往常他拉大花轿和闹新春的时候也没这么高兴,整个身体都荡漾起来,笑意推波助澜,盲的眼在笑,嘴在笑,皱纹在笑,我曾被那笑扣留了一分钟之久。
昨天,他还开心地唱起河南坠子,抑扬顿挫。大约不比民国十二三年,来北京“开荒”的那位车姓前辈功夫差。上下班的路人们经常搞不清惹他开心的线索和因由,只是仰头审一审天气,舍下一块钱奖励他的高兴。年轻的时候,他一定听台上人唱过许多遍《四郎探母》,甚至《西厢记》了,也一定练过许多遍《大明英雄会》。他高兴,因为你看不见的、藏在鞋里的,脚趾上的皲裂伤口开始愈合了。
他认识那个在住总大厦底下摆地摊,卖自己随笔的中年男人吗。
他一定不像我,翻开书页只顾挑剔滥用的空行与断句。
地上铺一块干净的白布,整齐摆了《普陀山手记》和《自在集》之类,书名跟顿悟脱不了干系。聊上几分钟,这人的来历就很明了了。白天不做事,天黑就开始摆摊。西安人,除了北京也跑过很多地方卖书,三四本薄册全是自己写的,特找了印刷厂,仔细选了封面的插图:莲花、佛像、立于险峰上的六角亭。生活怎么过的呢,一年时间里,半年在山里“念经,写书,作诗”,半年出门摆摊儿卖这些“道”和“发明”。手写的纸板压一块石头:云在青天水在瓶。毛笔字,楷书。聊过几个来回,我得走了,天冷的太快。走向地下铁的途中,我回头应了一句:我来问道无馀说。中年男人颧骨动了动,兴奋喊道:唉,你还是买一本吧!
觉悟和钞票,一年内分配公平,才能照此继续经营下去。可来往的人群那么多,竟从没有人买过他的书。这里发生和推翻的真理与道路,都太多了啊。
(时隔一年,经过一场疫情,年夏天,我又见到了他,“见到您真好”,我说,“祝您健康”)
一个社会人的想象力从来不够富足,自得其乐得为他联想匹配的朋友。
他有那种闲暇吗?我是说,像我一样,加班到夜里九点后,去王府井看整齐又热闹的广场舞,用来恢复对生活的热望。Prada灯牌底下,有一位着红裙子的退休女士愿意做他的舞伴吗。他们跳什么,《最炫民族风》,还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他趴着的地方既然离景山很近,因为山上春光的吸引,曾被两块钱的门票拒在公园门外了吗。里头的松柏和小径,有种精密计算的美,令四月漏下来的阳光恰巧落在于其间散步的人的肩上。他是否亲眼看过崇祯自缢亭附近,那株盛情的丰后梅,限于枝干纤细,繁殖的野心因此不能更进一步。
他是在此处流浪了多年,还是刚流浪到此处。他熟悉的地方和我熟悉的地方同在一处吗。
一定不是无处落脚的6号线,不是沙县小吃的橘色塑料凳,不是那座蓝色玻璃如同鱼鳞般密集的无情的写字楼。但可能是某条小巷里的同一个公厕。
公厕跟四月的阳光一样,都很公平。
可以洗脸,照镜子,免费的卫生纸,让裤子尽可能保持干净。无论走进来的人上一顿吞下了什么,公厕对排泄物都一视同仁。像庙宇和佛祖一样,对罪恶和愿望从不区分阶级。
他是哪里人,他叫什么名字。你听不到他的口音了,也听不到自白。他是从几岁开始流浪的?
没有盲眼艺人那样的自我公开,就无法对他的生前了解得更多一分。他爱吃什么,山东的煎饼,湖南的米粉,广东的糖水,重庆的小面。他家乡的口味在此处,有他能负担得起的吗。索性他是一个和我一样的,没有故乡的也没有固执味觉的人就好了。
他一生中经过无数光辉的事。
年,他二十岁,体力充沛,读过伟大的文学,学会为不相干的别人落泪。某一座大坝或某一条铁路,是他出过力气的。每一个工友都喜欢他,叫他小刘小张或小武。他能一头扎进秋天的野池塘里,潜到很深很幽又突然钻出水面,几个回合下来也不觉得累,那只凶猛又长寿、遍体黏液的黑色鲶鱼,总是被他翻开石头吵醒。过年时拉到闹市上那头四百斤的肥猪,围观的群众全神盯着,他杀起来动作利落,是分毫也不怕的。
后来他去哪儿了呢。
碍于文明,不会有人扒下他的寿衣。
也就不会有人看到赤裸的身体上,寄生的狠毒的小虫,皲裂、疱疹、烧过的、浸过的、切割的、臃肿的,丰富多彩的伤口。
你对伤口没有想象力啊。
不,为了让同情显得更充分,是我假设错了方向。他可以是受害人,也可以是施暴者。他被啃噬的寄生虫伤害,也伤害过别人,别的动物,某种理想,某个托付。但清算并不能减少此时隔着早点窗口的回首频率,毕竟我只存在于这个故事的尾声。
推开玻璃门,经过他倒下的位置,两个红绿灯,8:05这一班地铁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我赶上了。
一天足够发生很多事情。早饭、午饭、晚饭,一些空穴来风的调侃,对世界无害也无益的工作内容,脊椎的微弱偏移,皮肤悄然过敏,和按时服用的止痛药,零碎的事能够消费净整整一天。
我已经完全想不起这件事。
据说夏天是有令人信服的依据的,台风,涨潮,疾雨,凑热闹观望引来的一个浪花儿的复仇。洪水,雷暴,致命的闷热气候,诱人探究底下沉着多少绝望故事的池塘。秋天也有极多理由,寒露,霜冻,颗粒无收。感冒,过敏,轻看了夜晚凉风的宿醉。而冬天的恶意,没有一个热心或长胜的律师愿意为其辩护。
南风来了,没有雾气和尘土作掩护,香艳里的消亡格外暴露出来,寻不到名义。
野雀的食量更添无餍,梨花开得有恃无恐,甘作逆臣,势吞庇佑一冬的枝干。这是四月啊,允许众生的贪欲,允许你热爱生活,允许你堂而皇之的快乐。并不是任何时候,你都能得到这种允许和自由。
今天以前,有垂柳作灵幡这种事发生吗。青丝被心性未定的春风梳向四面八方,不知将魂魄招向哪个故乡,他生前从没在一个城市长久停留过。
要奏什么哀乐呢。今天以前,有缓慢经过的洒水车播放的《兰花草》作哀乐这种事发生吗。我曾在以前住的社区见过一辆白色灵车,围绕着三线城市的二环,唱了一路的“沧海一声笑”,是死去的寡言老头的儿子点的歌。循环往复,震耳欲聋。
今年一月份,医院看病,路过门口的寿衣店,大红的、宝蓝的、鲜艳的,就想起他的那件寿衣。
早高峰的路上,碰到一个乞讨为业的大爷,提着两兜家当,踩在雪地里,预备转移到不会漏风的地方去,像个游牧民族。两层*大衣和雷锋帽,他很懂得给自己保暖。在这样有害体温无碍晴朗的冬天里,也要做成一个让人放心的乞丐,不要惹忙碌的人的同情。
我躺在垂柳下的同一个位置,附近的早点铺和车流还在,以相同的姿势趴下,严丝合缝。原来人死了,尺寸都是一样的。
四月的时候,枯叶还没有落干净。
但这是四月呀。普天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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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