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陝西西安人，年考入陝西師範大學，文學碩士，曾執教西安交大，年移居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教授中文語文至今。已出版的著作有:《風騷與艷情》()、《女權主義與文學》()、《重審風月鑑》()、《交織的邊緣》()、《鹿夢》()、《身體和情欲》()、《生命的嫁接》()。
泛文和泛情
——陳文述的詩文活動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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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通行的看法認為，詩自唐以後，詞自宋以後，基本已形成定局，題材差不多都寫盡了，形式和語言也沒有多少新變的可能，大詩人以及伴隨著他們的重要詩人如同供進了殿堂的塑像群，早已矗立在各自的牌位後，成了千古的典範。相比之下，在元明清這樣的後典範年代，所有詩人的努力都煞似爝火的閃爍，不過自己給自己照亮罷了。因為典範作品已經確立，比如像樂府古詩中的名篇以及歷來傳誦的唐詩宋詞佳作，其所以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已不完全是那些作品本身單純的語言魅力所致，而是它們在傳播和接受過程中積累了歷代讀者的反應，塑造了我們的美感，並已融入古典詩歌語言基本要素的結果，故傳誦愈久，套用愈多，便愈益增添其典範的性質。對於今日只讀選本的普通讀者來說，典範作品便成了欣賞快感和文化營養的源泉，能有那麼幾百首詩詞可供吟誦，基本上已足夠豐裕。至於去確認和樹立典範之後的次等詩人，那就只屬於專業研究者在其小圈子內去做的事情了。特別是在典範作品的研究已近於飽和的當前，新的發掘和展出便越來越曼延到晚近的時代。比如目前的詩詞研究，顯然已把重點轉向明清兩朝，很多研究者都競相重新認識一直被籠統地列為次等的詩人，或從那些向來就被認為沒有什麼重要性的詩人及其作品中抽繹可觀可賞之處，試圖給典範的廟廊作些零星的增補，同時也藉以顯示出研究者本人的品味和功力。但在這篇討論陳文述詩文活動的文章中，我並不打算做此類詩詞鑒賞性質的工作，我們沒有必要總是在稀釋文本或穿插評點的方向上大作文章。一味拿「文學作品」的預設來處理古代詩文的研究方向已顯得過於狹隘，我之所以用「詩文活動」的說法來確定本文討論的重點，就是為了甩脫「文學」這個鑲進了太多現代含義的框子，好把我手頭的文本拉回到它當初被製作和傳播，以及它在作者與讀者間交流的歷史情境中去。
在中國古代，所謂的讀書人，其基本的文化修養不外乎兩個方面：熟讀四書五經和具備寫作詩文的能力。這兩方面的修養主要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讀經未必涉及到多麼高深的學問，而詩文的書寫也和今日所謂的文學創作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對一般的書生來說，達到那樣的讀寫水準，只是為了具備應考的能力，或做了官在行*上足以應付實用，大量的平庸官吏和普通書生基本上就是這麼個情況。大概只有少數真正懷有*治文化使命感的讀書人，才會在走上仕途後力圖發揮其經世致用之才，去盡他們身為士大夫的職責。孔子說過，「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在很多官員的信念中，立德立功才是更有意義的事情，至於詩文活動，只能算是給那兩樣事業錦上添花。是肩負使命感還是沉溺詞章，在很多仕宦文人的身上，這個問題向來都存在著嗜好與價值的矛盾。這就是說，一個人公開宣布的大道理是一回事，他私下的癖好則可能是另一回事。比如有的人不管自己實際上多麼喜歡吟詩弄文，表面上總習慣擺出輕視「詩文小道」的姿態；有的人甚至唾棄文人的稱號，說是「一為文人，無足觀矣。」。六朝以降，直至明清，在文與道的關係上不知發生過多少次重復的爭論，不管那些衛道的言論多麼激烈和雄辯，對眾多的文人來說，比起了其他的實際事務，能夠在「沉思翰藻」上作出一些成績，畢竟還是更有吸引力的。「文」是對言說的文飾，孔子早就說過，「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人之所以為文人，就是因為他們在吟詩弄文上術有專長。重文的傾向，特別是對詞章的偏愛，可以說從一開始就在儒家的*教詩學中裂下了一道深縫，「文以載道」的教條充其量只能作為一個抑制性的呼籲被反復提出，實際上為文與為學始終都交織在一起。在古代中國的語境中，我們今天所謂「文學」這樣的東西，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藻飾加學問，是詞章化了的書本知識，廣義地說，為文，就是把各種體裁的文字全都納入一種富於文采的書寫形式。文人——不管是仕宦文人還是邊緣文人——最感興趣的事情無非是用一枝筆來題詠日常的所見所聞，就他們僅有的能力而言，要想有力地把握這個世界，也只能是給它打上盡可能多的文字烙印。
由此構成了古代文人文化中泛文的三個層面，即在讀經和培養詩文寫作能力（其一）的基礎上，除了胸懷*治文化使命感（其二）以外，一個脫俗的文人還應具有風雅的修養（其三），比如在詩詞、文章，以至琴棋書畫和清玩鑒賞等方面表現出一定的造詣來。這種唯才與尚趣的自我塑造，在明清兩朝尤其受到文人的關注。[1]具備了這樣的修養和能力，身為官僚，則不致讓衙門的事務埋沒了應該時時流露的風流儒雅，即使一個人已退出官場而歸守園林，甚或他從來都沒有擺脫窮居草野的生活，也不會因此喪失其高遠的寄託。不管怎麽說，他至少可以用文字構築出自憐和自戀的話語世界，從而表現出個人的才氣與官方社會的對峙。特別是到了文人群中喜歡以所謂「才子」相標榜的明清兩朝，也許是由於讀書人普遍對八股文生厭的緣故，個人的才能，包括他的自我優越感和在士林的知名度，就越來越被狹隘地歸結於那非科舉的詩文之才。詩詞寫作成了顯示才能的自由競技場，重文的社會風氣幾乎讓每一個能夠提筆書寫的人都覺得有必要在詞章上嘗試和發展自己的潛力，詩人的數量及其作品的產量於是在這個帝制的末世繁盛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科場儘管一直都狹窄而擁擠，但幸好還有廣闊的詞林分佈其外，一個讀書人只要善於吟詩弄文，他就有機會廁身其間，也就可以把自己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的智慧和想像力在詞句和韻腳的磨練上表現出來。此外，對於躍躍欲試者或懷才不遇者，還存在著非正式的選拔機制，比如像臨場賦詩這樣的智力測驗，在發現人才的方式上便極富戲劇性，好像今日的朗誦演出或詩文大獎評選，很多無名之輩都在這種場合下初次登台，一鳴驚人。關於這方面的佳話，一代代傳下了無數雷同的故事，同時也不斷激起後來的效仿者去碰機會的野心。一般來說，你有真才實學，你總會幸運地遇到知音的權威人士，到時候他們會讓你當眾即興賦詩，你那些句型替換練習般的詩句果真來得敏捷而巧妙，便會贏得他們的贊賞，而一旦經過了他們的品題，你此後就身價倍增了。本文要討論的主要人物陳文述，就是在類似的場合中嶄露了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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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陳文述（—），字退庵，浙江杭州人，就陳家上下四代人的情況來說，他們在科舉考試上顯然運氣都不算太佳。起先是陳文述的祖父和父親歷經科場，兩代人連舉人都未考中，結果父子倆相繼幹了一輩子幕友的差事。據陳文述為《頤道堂詩選》所寫的「自序」所說，他從小讀書並不算多麼聰明，直到他二十六歲那年應杭州鄉試，浙江學*阮元以《仿宋畫院制團扇》命題，文述詩最佳，末句云：「歌得合歡詞一曲，想教留贈合歡人。」阮元大讚，批其旁云：「不知誰是合歡人」，並以團扇贈文述。陳文述因學*大人的賞識而出了詩名，一時在杭州竟獲得了「陳團扇」的稱號。[2]這一次成功的面試對陳文述此後的詩文生涯意義頗為重大，他率先受到阮元的提拔，不久便在阮手下做起事，隨其兩度進京，為他此後的詩文交往打開了門路。但這一切並沒有給他在科場上帶來機會，他考到三十歲那年才中了舉，此後就再沒有考出什麼結果。為了儘快踏入仕途，他於三十六歲斷然放棄了科場上的競爭，開始在江南一帶做官，在此後長達十四年的歲月內，連續在常熟、蘇州、崇明等地任代理知縣之職，一直幹到了道光元年（）他五十歲的時候，方才正式被授予江都知縣的官位。[3]與此同時，他的獨子陳裴之也同他一樣蹇滯科場，也是中了舉以後就再也攀不上去，結果只得步其父的後塵，另找渠道謀了個很小的官職。
關於陳文述的*績，史書上倒是有幾則表揚他的記載，說他在幾處任職的地方頗有惠*，如開通伊婁河故道，給當地居民造了不少福利，老百姓甚至以「陳公河」的命名來表示對他的懷念。[4]從*的初期，在興修水利、發展海運等實際事務上，陳文述確實表現了他的經世致用之才，其文集內至今還存有幾篇在這方面很有見地的議論，如海運議、上年觀察論黃河不宜改道書、高堰另建五壩說和青村開河記略等文。[5]據他的內兄龔凝祚所說，此類議論都被收入當時官方的資治文獻《經世文編》。可惜他苦心經營的對策僅停留在徒託空言的層面上，處於代理縣令的地位，他畢竟人微言輕，有關開發海運的高論不但從未得到採納，甚至還可能招致過某些人的猜忌。因此，他的明哲的管夫人便出來及時制止他，奉勸他不要再隨便發越位的議論，免得招惹上司討厭。[6]後來，他大概也看出自己在經世致用方面確實沒有多大的發展前途，從此便閉口不再談論此類事務，遂把人生的興趣完全轉向了當時眾多的文人都在熱心從事的詩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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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再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話題，所謂的典範化其實主要是今日文學史觀的說法，是站在古典詩詞傳統已經終結的今天所劃下的分期和界線，是我們置身局外回顧詩歌發展歷程的一個總結性觀感。然而就明清文人的自我感覺而言，情況則完全不同。他們仍處於那一傳統的延續之中，對他們來說，詩詞寫作依然有推陳出新的前景，因為他們對前人的典範作品並非只在作徒然的研究或鑒賞，他們同時還致力於寫作，並以傳統的繼承者和發揚者自居，而且更關心晚近的和同時代詩人的成就，包括他們自己的詩名。正如趙翼所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在那麼多人都熱心吟詩弄文的時代，大家不可能總是談論魏晉如何或唐宋如何，任何一個時代的作者群都更關心確立他們自己的宗派，更急於傳播個人和同儕的詩名，哪怕很快都會像杜甫譏諷的那樣「爾曹身與名俱滅」，他們也照樣是要熱心出自己的詩集，刊亡親亡友的遺稿的。陳文述正處在這樣一個詩文活動特別熱鬧的時代，而促成這種繁榮的一個重要的物質因素就是17世紀以來江南出版業的發達和商業化。關於這一「浮世」的文化動態，DorothyKo（高彥頤）在她一本研究十七世紀中國婦女文化的專著中已有過詳盡的論述。[7]這一動態的具體表現是，吟詩弄文的人出版詩文集較從前更為容易，很多人都有幸在生前看到了自己的詩文稿印成書籍，其中更有不少人的詩詞作品還成了流行的讀物。這是後典範時代的明清特有的詩詞繁榮景象，雖然已談不上有什麼大詩人或主要詩人湧現出來，但在這古典詩歌本身已經資源衰竭的最後階段，詩詞的寫作、出版和傳播卻在數量和廣度上超過了從前的任何朝代。
詩詞的大量生產難免有過濫的現象，但也促使了詩詞寫作的普及和通俗化，十七世紀以降，很多女性作者的或與女性相關的詩文紛紛被編選成集，由坊間陸續推出，以其特有的面貌開啟了公眾對女性文本的了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早已指出“閨秀著作，明人喜為編輯”的現象，比如據稱是書商託名為鍾惺編輯的《名媛詩歸》，其書首所謂“特覓秘本精刻詳訂”云云的坊間識語，便明顯以廣告性的語言渲染了某種閱讀的誘惑。按照吳綺序《眾香詞》的說法，男性作者的代擬描摹之作不管把女性的風情寫得多麼迷人，也比不上閨秀自己寫自己來得真切和生動，對某些愛才心切的文人來說，還是讀才女本人的詩詞更為過癮。好像女性文本直接就能傳達女子的身體性似的，它們往往被視為才女的文字自畫像，吳綺向讀者渲染說，其中的魅力完全來自作者的「應濃應淡，自譜畫眉；宜短宜長，親填搗練。」[8]編選此類閨秀總集的文人都是「奩詩」愛好者，比如像王士祿這樣窮畢生精力「然脂暝寫」的人，他們對婦才的崇尚，他們編選、品評和出版名媛詩詞的熱情，就明顯帶有從徐陵那兒延續下來的香艷趣味。在明清文人文化的語境中，「香艷」一詞固有的道德嫌疑似乎已漸趨淡化，「奩詩」的編選者往往公開以風流俊賞的口氣表白自己在這方面的迷戀。香艷的也就是女性的或關於女性的，該詞的語感具有從男性的嗜好出發品評女性世界的意味，它把一切有關婦女的事物都納入了對所謂“佳話」或「韻事」的傳播。古代中國當然沒有今日意義上的「婦女研究」或「婦女文學」，但圖書和知識的分類自古以來就有「婦人」這一門類。如果說在明清之前，有關才女及其事跡和文字的記載主要是為吟詠這一題目的詩文提供詞彙和用事，那麼降及明清，所有這一切便越來越被作為流行的讀物編纂成集，並在流傳的過程中被文人香艷化了。有人說過：「抱貞靜之姿者，儘不乏披風款月；具佻達之行者，或不解賦草題花。」[9]這句話意思是說，一個嗜好“奩詩」的人未必行為上就有什麼問題，那只是他在文字或情調上的女性迷戀，即明清文人所謂憐香惜玉之心者是也。
陳文述無疑身居此一憐香惜玉之列，從初登詩壇開始，他那首「團扇詩」的泛女性情調便給他一生的詩文活動定下了調子。在他最初刊行的《碧城仙館詩鈔》中，一系列七言歌行就明顯表現出他早年激揚聲氣和鋪張藻飾的詩風。據說該集刊出後風行海內十餘年，在當時很受到圈內人的推崇，曾得到「博雅」或「奇麗」之類的贊譽，有人甚至把這位剛出名的詩人與某些唐代的名家或吳梅村作浮泛的比附。站在今日拉遠了的距離來看，那些贊譽都有太多浮誇的成分，而這種過熱的互相標榜，正是明清文人泛文風習的一個突出表現。此後陳文述接著刻他的《頤道堂詩選》，這一次重訂自己的選集，因聽從一個朋友的勸告，他大量刪去了早期的香艷之作。然而搞到中途，他又起了反悔，詩選的刻版還沒有完工，他便決定回收全部廢棄的詩作，接著另編了一部《頤道堂詩外集》，其中歸在「香奩」類的便有三卷之多。再加上他後來的《戒後詩存》、「西泠五集」等，他的詩總共出版了一萬多首，多得無人能盡閱全集，以致他晚年另編自選集《碧城詩髓》時，連自己都覺得「多之為患」。[10]按照袁行雲的看法﹕陳集內的大量作品都是「不必有，有亦不當收」的。[11]此外，《壽松堂詩話》也批評他的「詩穠麗繁縟，如錦繡屏開，炫人心目。然千篇一律，可以移東補西。」《晚晴簃詩匯詩話》同樣認為他的詩「博麗有餘，而不免貪多之累。」[12]在詩文過量生產的明清兩朝，陳文述的事例因此便特別具有了典型性，它再明顯不過地告訴我們，出版的方便固然增加了詩文傳世的數量，但過多的積存最終也造成了這些出版物的名存實亡。綜觀陳文述一生的事跡，他那些詩文活動若不是與當時的閨秀詩人有多方面的聯繫，他的名字和那麼多印成了書的文字恐怕早已淹没在塵封的古紙堆中了。
以下我將分兩條主線論述其間的種種聯繫﹕其一為陳文述與他的家人以及當時閨秀的詩文聚會和交往；其二為他的香艷歷史地理觀。而在這兩條主線的交錯間，陳文述的仙趣和仙夢則貫串始終，由明轉暗，為我們折射出文人才女為文之用心，以及其中的痴迷和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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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仙人一直是陳文述自我塑造的理想形象，不過他心中的那個「仙」既不屬於「服食求神仙」的長生妄想，也非「五岳尋仙不辭遠」的朝拜狂熱，像某些喜歡玩名士派頭的明清文人一樣，他所好的只是那麼一種情調，不過愛給自己頭上戴個「仙人」的虛幻光圈罷了。陳寅恪早已以嘲笑的口氣點出了陳文述的這一姿態﹕「雲伯以碧城仙館自號，其為仙也，固不待論。」[13]「仙」這個名號首先標誌了才子的來歷不凡，據陳文述所說，他有一次扶乩曾以自己的前生叩問降壇的仙子，仙子說他「前生是玉局修書使者，所至有玉女侍側。」就是得知了這個老生常談的珍貴信息，他又是寫詩自喜，又是讓人畫《玉局修書圖》加以確認，後來還反復在多處詩文中提及此光榮的前世履歷。[14]玉局乃道書上所說的仙界，同時也不難令人聯想到曾任玉局觀提舉的著名仙才蘇東坡，陳文述不厭其煩地突出他這個夙緣，顯然是要給他的文才找出一條仙界的宿根，為他的詩文活動涂飾幻美的色彩。除了自封仙人，陳還把家人拉入仙籍，比如他字其正室龔玉晨曰羽卿，字其長女曰萼仙，次女曰苕仙，通過命名，把她們統統列為「神仙眷屬」。至於「所至有玉女侍側」的說法，分明是要把他此生與才女佳人相周旋的詩文交往說成一種前緣，乃至令人羨慕的福分。對於陳文述飄飄欲仙的狀態，他眾多的女弟子也以詩文作出了歌迷般的回應，其中尤以辛絲（字瑟嬋）和王蘭修（字仲蘭）兩人的動作最為著稱。辛絲本人就被陳文述比為仙子，在《碧城仙館女弟子詩》的題詞中，陳贊美她「仙骨瘦玉，芳顏勝花。是藐姑射，是萼綠華。」陳的朋友曾以仙界的紫鳳比陳的詩品，辛絲於是贈陳自己親手製做的紫鳳斑管（紫竹筆桿的毛筆），並附以七言長調紫鳳歌，極盡堆砌詠仙詞藻的能事。在另一感懷紀事賦呈頤道夫子的組詩中，她再次歌詠了融「名士、才女、隱逸」三者於仙境的理想情趣﹕「玉局修書地，金釵問字圖。松篁高士鄔，煙雨美人湖。」[15]她多次準備拜見陳文述都錯失了機會，以致夢寐中至丹崖碧水間，見一古仙人，云是其師頤道先生。辛絲的好友王蘭修被陳文述稱為「詩國遊仙」，她也是陳的詩迷，還不滿十八歲的年齡，她便與辛絲大膽月旦清初以來的十八位著名詩人，核定了她們倆評選的「國朝詩品」。就這個以女評男的行動本身來說，當然屬於創舉，但就那品評的方式而言，她們並未脫文人傳統的窠臼。她們在其中列陳文述為第一，說他的詩「如建章宮闕，千門萬戶，就其一體，皆可名家，」而錢牧齋、吳梅村、黃仲則諸人卻被一律排到了陳後。[16]這些單純的女孩子率爾發表個人意見的勇氣當然是可佳的，但作為被推崇者的陳文述，居然好意思領受如此隨意的定位，且認真將其刊佈出來，就有點令人忍俊不禁了。因此我要再次強調指出，在詩文的寫作承擔了太多社交和應酬功能的明清，所謂的文學批評，其中有一些言論往往僅停留在隨便發表議論的水平上，特別是文人小圈子內那些屬於互相揄揚的話，他們不過自己在一起隨便說說而已，對於我們今天的研究工作，並不是所有筆之於書的意見都有重要的認識價值。每一代吟詩弄文的人都在各自的局限中給自己定位，都企圖及時把當代的東西典範化，其中的某些佼佼者甚至急於把自己塞入匆忙搭起來的神龕中，只是隨著時間的消逝，曾經喧嘩一時的聲音才在後來顯出了它的無謂，乃至滑稽。「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誰又能保證我們今天關於我們自己的類似言論不是一場徒勞呢？
仙才既然在仙界曾為仙子服務，他降生後的天賦使命就自然是憐惜人間的仙子了。這一個仙系的文學主題說起來話長，非三言兩語能在此交代清楚，大致上說，早在魏晉就開始流傳艷遇仙子的故事，降及隋唐，仙子遂成為女冠和歌妓一類妖艷女性的代稱，以致「遊仙」一詞也常被用來代指風流的冶遊。[17]唐宋兩朝都出過不少閨秀詩人，但在李清照或朱淑真這樣著名才女的集子中，似乎並沒有與文人酬唱的詩作，而與文人詩來詩往的，一直都是那些被稱為仙子的女冠或歌妓，大概也只有她們這類人才願意在男人的圈子內顯耀個人的詩才，同時也只有她們才會受到文人公開的贊美、愛慕，乃至被升華成令人向往的美好境界之象徵。因此，「仙」之一字往往便與飄逸、香艷及才情有了若即若離的聯繫。
但在閨秀與文人或閨秀與風塵女子之間，界限始終都很分明，長期以來，詩文中常提到的才女，如班昭、謝道韞、左芬等，其名字與事跡均經反復的詠嘆而凝聚成典故，變為代表一切才女的空洞能指，好似幾顆孤星散落在閨秀文學史模糊的空白處。即使在現在通行的文學史中，也大都習慣捧出這幾個女作家聖像（icon）做代表，把婦女文學的存在一筆帶過，好像元明以降的後典範時代只是戲曲、小說的天下，吟詩弄文的閨秀全都沒有提說的必要了。只是近年來性別研究的學風吹入古代文學領域，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才陸續揭示出明清之際發生的變化。新的發掘讓我們驚奇地看到，原來到了讀書識字的婦女較前大量增多的明末，特別是在仕宦人家重視閨中教育的江南，曾出現過一批相當可觀的閨秀詩人，她們不只數量遠遠超過前此的任何朝代，而且在家庭、親友關係或地緣的基礎上形成了不少閨秀詩人的群體，出現了她們之間以及她們與外界的文字交往。閨中的情況實際上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封閉，重德固然支配著基本的閨範，但從家庭到社會普遍的愛才和炫才傾向始終都是突破所謂「內言不出」教條的持續動力。起先是突破了閨秀和風塵女子之間的界限，比如陸卿子和徐媛均與歌妓有大量的贈詩，浪跡賣畫的黃媛介在前歌妓柳如是與沈宜修、商景蘭兩家才女群之間作穿梭的文學交遊。[18]其次是突破了閨秀與文人之間的界限，比如在很多一門風雅的家庭中，由於父兄或丈夫的引進，熱心詩文活動的閨秀也有機會接觸到周圍有名望的文人學者，像開有清一代收女弟子之風的毛奇齡，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結識了商景蘭家那麼多的才女。總之，這些閨秀已不再是只知道坐在一起拉家常的婦道人家了，她們之間有了知識與趣味的結合，是「讀和寫的能力使她們即使是在彼此隔離的情況下也保持了聯繫，使她們能夠同不同社會背景的女性互相交流，最終在閨房以外拓寬了她們的聯絡和關懷，在必要時甚至還出來賣書畫養家活口。」[19]晚清樸學家俞樾也許是害怕袁枚所受的指責也落到自己頭上的緣故，面對眾多熱心拜見他的閨秀詩人，他寫詩質問曰﹕「何意紅閨亦好名？門牆爭願拜先生。」[20]俞樾在接受女弟子問題上的複雜心態，無暇在此詳議，需要討論的是，具有讀寫能力的閨秀要傳播自己詩名的願望並不是什麼不可理解的事情，這正是明清時期的泛文風習所激發的一個最可喜的現象。婦才從來都是由愛才的文人發現和公佈出來的，而且往往被他們與婦人的色或德相提並論，有時還或多或少地摻入他們憐香惜玉的趣味。現在才女自己站出來要顯示自己的才能，並要求把那個「才」只作為個人的能力——詩文的、學問的或藝術的能力——來評價，這一好名的表現正說明她們要求得到與文人同等的承認，因為以德或以色自重，從來都是無關乎好名的。「拜先生」更可被視為閨秀從文人那裏學來的一種自薦手段，陳文述不就是投靠阮元，經阮品題後才出了名的麽？在沒有媒體和缺乏文學評選機制的古代，對於任何一個希望被外界認可的作者，詩文社交都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從前歐洲的藝術家需要恩主（patron）的扶持和資助，才女們在走出閨門之初不能不依靠著名文人的揄揚，比如求他們給自己的詩詞集寫序，或題跋自己的書法、繪畫作品，需要在此類人物的名號下聚集和造成影響。這就是俞樾所謂「好名」的實質，而那些有興趣接受她們的要求，並熱心促使她們成名的文人，有時候就當了她們所拜的先生。我相信在此類事務上幫助過閨秀的文人當年肯定大有人在，只是他們沒有做得像袁枚那樣大張旗鼓和招搖過市，沒有像袁枚那樣自己要給自己招惹過多的嫌疑，因而才獨使袁枚落下了毀譽參半的名聲。陳文述並未見過袁枚，他關於袁枚的詩中有「惜未空山禮導師」之句，足見其對袁枚的景仰。[21]在收女弟子的詩文活動上，陳文述的影響固然不能與袁枚相比，但一般都認為，他明顯有意模仿和追隨袁枚的做法，從他與眾才女的詩文交往中即可以看出，他甚至比袁枚更帶有作秀的姿態，[22]因為他一貫都好把支持獎掖才女的行動渲染成「韻事」或「佳話」。儘管如此，陳文述畢竟比袁枚晚生了五十來年，時代不同了，袁枚那時候讓人側目的事到了陳文述的年代便逐漸變得不那麼刺眼，所以陳雖張揚得也很來勁，卻沒有引起袁枚那麼大的反響，他生前死後，在收女弟子的事上均未受到太多的非議。
陳文述最叫人絕倒的就是他那種故作誇張的風流，那種以仙才自負的優越感。他一方面表現出崇尚婦才的開明態度，一方面又把那「崇尚」搞得一股子香艷氣味。他確實為「好名」的才女們揄揚了才名，但他卻給她們的才名罩上了桃色的仙氣。就以下這則遺事即可看出，陳文述具有任何時代的文人都難免的舉動輕率和表演欲望，他對所謂「韻事」的痴迷有時已到了讓人覺得可笑的程度。那還是在他早年旅居京師的時候，京城裏當時有兩個才女，一名楊芸（字蕊淵），一名李佩金（字晨蘭）。楊芸為陳文述詩友楊芳燦之女，工填詞，妙解音律，輯古今閨閣詩話為《金香薈說》。李佩金以她的「秋雁詩」
出名，人稱秋雁詩人。陳文述向外重點宣傳的韻事是他「為兩女士傭書」，也就是說，他為她們的吟詩填詞做文字服務的義工。為了紀念此一韻事，他專為自己刻了一個小印曰「蕊蘭書記」，意謂他是蕊淵和晨蘭的私人秘書。他到底為她們做過什麼文字工作，並沒有留下確切的記載，但他確實為她們的書——楊芸的《金箱薈說》和李佩金的《生香館詩詞集》——寫過序言，在為楊芸所寫的徐陵式長序中，[23]陳文述用盡了他堆砌香艷詞藻的本事，該文可以說是他為實踐其恩師阮元的駢文美學而做得過了頭的練習。後來在《西泠閨詠》中再次吟詩懷念自己在那佳話中所扮的角色時，陳文述風流俊賞地說﹕「我是嬋娟舊書記，遺編珍重護靈芸。」應該指出，當時陳文述與楊芳燦詩文齊名，二人在京師並稱陳楊，在自己詩友之女的面前，又身為長輩，陳竟作出了差可比美歐洲中世紀騎士的浪漫殷勤[24]，僅就這一股子瘋勁而言，他也的確夠得上明清文人所崇尚的「癡」了。這樣的韻事可以算是明清文人得意的「行動詩」，堪稱為泛文的最佳個案。其立意植根於仙才為仙子服務的頑念，而將其文飾為韻事的則是命名的行動，即製造出泛濫的名號。比如，陳文述便莫名其妙地稱李為九華玉真安靈簫，稱楊為上元夫人，而自稱為「蕊蘭書記」的他由此便獲得了自負仙才的優越感。直至清末民初，陳文述的風魔尚餘韻不絕，所以《清代閨閣詩人徵略》的編者施淑儀敘及此事時深表欣賞，她特別加按語說﹕「大令平生韻事甚多，當以此為第一佳話。」[25]施淑儀屬於最後的一批古典才女，她是懂得那種情調和韻味的，故其措詞一下子便摸出了那段遺事的脈搏。
但類似的殷勤卻在滿清貴婦人顧太清面前碰了釘子。顧太清是清室奕繪的側室，詩詞書畫俱工，她與陳文述兒媳汪端的兩個表姊妹許雲林和許雲姜交情極深，集子裏充滿了寫給她倆的贈詩。陳文述顯然想通過那層關係來擴展其仙才服務的範圍，不幸卻遭到了太清極不客氣的斥責。陳寅恪同樣深愛婦才，晚年治學以「頌紅妝」為務，但對陳文述憐香惜玉的種種做派，則表現出印象不佳的態度。正是陳寅恪率先從太清的《天游閣詩集》發掘出把那首近乎漫罵陳文述的七律，公佈給更多的讀者。太清先以冗長的詩題敘述了事情的原委，她說﹕「錢塘陳叟字雲伯者，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館詩鈔》，中多綺語，更有碧城女弟子十餘人代為吹噓。去秋曾託雲林以蓮花筏（按﹕蓮花筏乃陳文述的一篇勸善文，見陳之孝慧汪宜人傳，陳寅恪疑「筏」為「箋」之誤，實屬臆度。）一卷、墨二錠見贈，予因鄙其為人，避而不受。今見彼寄雲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題其春明新詠一律，並自和原韻一律。此事殊屬荒唐，尤覺可笑，不知彼太清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韻，以記其事。」下面就是太清斥責陳文述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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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沙小技太玲瓏，野鶩安知澡雪鴻。綺語永沉黑闇獄，庸夫空望上清宮。碧城行列少添我，人海從來鄙此公。任爾亂言成一笑，浮雲不礙日光紅。[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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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至今所見譏誚陳文述最厲害的文字，陳完全被說成了一個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人物。然而陳恐怕至死都不曉得太清曾如此毒辣地痛批過他的「韻事」，在提及他兒媳婦汪端生前的文字交往時，他還特別慶幸地指出，「京師太清福晉」也曾與汪端在詩詞書畫上「互致傾衿之雅」。[27]太清何以對陳文述如此厭惡，陳是否真有偽造這位貴婦人的題贈來給自己臉上貼金的醜事，我一時尚找不出更多的事實可資考證，如此瑣屑的文壇是非似乎也沒有考證的必要，所以也就很難只據太清的一面之詞下什麼結論了。但此一公案至少告訴我們，當時的閨秀對名士收女弟子持有極不相同的態度：希望藉此得到肯定和揚名的小家碧玉們可能多傾向於俞樾所說的「爭拜先生」，而像太清那樣本來就以詩詞書畫享譽京師的貴婦人，便不屑於追隨她們的潮流，而且會在特殊的情況下趁機予以撻伐。
不過，我還是更相信「抱貞靜之姿者，儘不乏披風款月」那樣的自白。其實陳文述並沒有多少機會給他那些女弟子面授詩法，或做什麼有嫌疑的事情，連像辛絲和王蘭修那樣崇拜陳文述的才女，至死都沒有和她們心儀的老師見過一面，這樣的師生關係還能頻繁來往到什麼程度！所以說，所謂先生和女弟子，基本上只是掛個名而已。師生的交往主要是通過文字的傳遞，在沒有女子學校和婦女俱樂部的時代，一個人能義務幹這類詩文應酬的事情，對閨秀詩人的走出閨門畢竟有所助益。如果陳文述當初不是痴迷於他的仙夢和仙趣，不是一貫就好那個調子，很難想像他會對收女弟子這樣可能招致非議的事情始終會懷抱那麼大的熱情。只有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才有可能比較真切地讀解陳文述詩集內大量與閨秀相往還的詩作，特別是為題詠她們的書畫作品而寫的應酬之作。
與袁枚的女弟子相比，陳文述的女弟子工書善畫者尤其眾多，[28]而這一點也可算是明清時期眾多才女不同於前此所有朝代的一個顯著特徵。閨秀詩人之普遍兼善書畫，可以說正是明清時期的眾多才女進一步文人化的一個表現，因為與前代的文人相比，唯才尚趣的明清文人更講究「文房趣味」和雅好「清玩」。明清以前的詩人固然也有兼善書畫者，但書畫畢竟屬於更專門的技能，只是到了明清時期，書畫才成為文人普遍追求的修養，特別在江南的仕宦人家，家裏也很重視發展女子在書畫上的才能。那時候文人不但講究書畫的製作、鑒賞和收藏，而且在他們的詩文活動中追求詩書畫三絕，或通過精美的書法把自己的詩詞製作成贈送親友的禮物，或寫詩題詠別人的書畫作品，詞章的詩現在不但成為書畫藝術的組成部分，同時，對書畫的品味以及對其作者的贊賞，也成了詩文活動的主要功能之一。此類題詠在其他明清文人的詩詞集中同樣也很泛濫，在書畫作品僅為圈內人私下玩賞的情況下，題詠之作就充當了押韻的書畫評論。不只是書畫，凡是滋潤著家內日常生活藝術趣聞的東西——從花草樹木到奇石古玩，泛文的文人都在題詠中把它們做了文字編碼，而藉此也顯示了「才」對趣味世界的把握。漲潮說過，「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29]才粉飾乾坤所憑藉的乃是「文」，明清文人的唯才和尚趣最終都歸結到泛文——漫無邊際地題詠一切——的活動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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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近來有關明清文化的著作中，重情或者尊情，已被公認為明清文人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首先應該指出，我在此提出「泛情」這個概念，從出發點上便與流行的說法有別，所以我不想在此再糾纏諸如把尊情觀與左派王學掛鈎，把「情教」視為反禮教的啟蒙思潮等大而無當的論述。[30]此外，我也不打算再涉及《牡丹亭》的女性讀者反應，文人與歌妓以及男女之情與忠於先朝之情互相轉換等已被深入探討過的特殊情觀。[31]我更傾向於把「情」這個字眼視為明清文人的口頭禪，一個把唯才和尚趣提高為價值的慣用語。比如說一個人很有「才情」，那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說他的文才得自天賦，如陳文述這樣的仙才，或眾多的明清閨秀秉天地靈秀之氣的清才，情在這裏顯然提高了才的品質和等級。再比如說一個人有「情趣」，則多少是在指那種風雅的，使日常生活藝術化的趣味，而表現此趣味最好的方式，自然就是題詠令人感興趣的對象了。這樣看來，明清文人所謂的「情」，就是能使一個人富有文學氣質，且帶文學腔調的那種東西了。它指的是受到詩文感染的情緒，也是吟詩弄文必備的情調。不能不加限定地把它簡單等同於現實生活中的情感，它首先是一種詩文的表述，是詩文對詩文的模仿，歸根結底，它只是詩文活動的產物。在說「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這話之前，漲潮還指出：「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他把才與情相提並論，且提得如此之高，不外乎是在重復自劉勰以來的「文」的本體論觀念[32]。
就拿旅行或遊玩來說吧，一般的遊人或領略旅遊點的熱鬧，或面對純粹的自然風光，他們只是遊目騁心一番，不過暫圖換個環境，得到幾許輕鬆，等事過境遷，一切就都隨風飄去。但對於詩文積習很深的人物，情況就大不相同，他念念不忘他的吟詠，似乎不湊出幾句應景的紀遊詩就等於白遊了一趟。於是他來了情。他可能並不注意眼前的即景，也不觀察樓台、殿宇或陵墓那純建築上的可觀之處，而是把心思放在昔人題詠此地此處的詩句上，還有史書、方誌上與這裏相關的記載，以及使這個地方顯得重要的歷史人物。然後撫今追昔，感慨一番，最後公式化地宣泄了一個詩人應有的懷古之情。這裏面也可能有些觸景生情的成分，但更多的情況則是拿情做了吟詠的催化劑，情所強調的要點是觀念性的，是來自書本的，而非鍾嶸所說的「直尋」。[33]地理的東西深深陷入了歷史的上下文，江山總是蒙上人文的面具，詩人得預先儲備一肚子憑吊的情懷，屆時才會踩穩前人的足跡，找到固定的瞭望點，把他的懷古之作編排出來。比如像金陵或杭州這樣的人文薈萃之地，刪去了歷史留下的遺跡，切斷了每一處景點與某個人物的聯繫，那裏還會有什麼可觀可賞之處。陳文述在其《西泠懷古集》的“自序”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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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昔遊白下，憑吊古蹟，於三山二水間登臨題詠，為《秣陵集》。自吳楚六朝，以逮元明人物，亦略備矣。讀者曰﹕「子之為此書也，非止摹山範水也，地以人重，加藻飾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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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人重」可謂點出了陳文述所有詠懷古蹟之作的出發點，而加以藻飾，便是他在泛文欲望支配下慣用的操作了。他在江南做了十四年官，限於種種情況，從未去南京一遊，直至嘉慶二十四年（）之秋，才因公差得到了南京之行的機會。經過了半個多月的突擊遊覽和查閱文獻，陳文述很快就寫成了一本包括圖考和數百篇懷古詩的《秣陵集》。談到了該書的性質，陳明確地指出﹕「乃博稽載籍，形為歌詠，證其謬誤，加以論斷，匪曰辭章，亦史論之亞也。」[35]可見他有意把詩和史聯繫在一起，在感受眼前景色之同時，他還不忘考求一個地方的沿革，最後力求把個人的紀遊詩寫成一本文學—歷史性的導遊手冊。此集的寫作為後來的「西泠五集」創了一種詩文相輔的體例：在每一首懷古的七律之前，有一段散文的敘事或議論，先點出史實和人物的大概情況，然後再用韻語作一概括和點綴。對於這本集子，龔凝祚雖然稱引過「夫子文章原典雅，才人酒色亦辛酸」之類的警句，但總的來說，那些急就章大都語言平淡，連續讀下去便會讓人感到無趣，更值得在此一提的乃是他所開創的體例，因為他後來的「西泠五集」一律都採取了這一模式。
陳文述五十三歲那年（）父親病逝，他回到杭州服喪，三年後，他的獨子裴之死於赴任的途中，從此他永懷「西河之戚」，再也沒有出仕。此後，他把題詠的重點集中到西湖周圍的名勝與人物，陸續寫出了《西泠閨詠》、《西泠仙詠》、《西泠禪詠》、《西泠懷古集》和《西泠懷舊》五集。以下我們只就“閨詠”作一些討論。
這是一部可稱之為「泛杭州婦女人物誌」的集子，十六卷詩文按照編年順序排列，起自遠古的娥皇女英，終於當時的杭州閨秀以及陳自己的女眷。不只是所詠的內容，連全書的編排也體現了閨意和婦功，前十四卷每卷的首尾都署有數位負責編校的閨秀姓名，末兩卷為陳的兒媳汪端和兩女萼仙、苕仙負責編校。陳自己則宛然神仙，為眾閨媛所擁圍，這一次合作，他可真是讓才女充當他的「書記」了。難怪張仲雅以他最得意的駢儷句子序該書曰﹕「群仙高會，花神偕月姊齊來；古佛傳經，龍女與天魔並侍。人不盡西泠，而屬西泠之佳什，則地以詩傳；詩不盡閨詠，而藉閨詠以彰名，則詩因人重。以五百篇之筆歌墨舞，寫二千年之玉怨珠啼。」[36]然而，此集的最大弊病就出在陳文述一貫貪多的冗筆上，他把西泠的範圍擴張到近乎無所不包，雜湊了太多道聽途說的佳話，搞了些無中生有的編造，為西泠拉扯了太多不相干的人物，遂使這部旨在徵史的題詠不只多處有乖史實，讀起來也顯得詩意不足。「閨詠」的缺陷充分顯示了陳文述的，也是明清文人的，乃至整個古代大量題詠之作的空泛性：讓泛濫的詞章淹沒了應有的歷史感。「閨詠」的歷史地理觀不是滿足我們認知或觀照事物的興趣，也不是把讀者的眼光引向真山真水，而是羅列《藝文類聚》式的「事類」，是抄書來造書，最後構成一個誇張著「情」和炫耀著「才」的文字世界。「閨詠」的反復操作就是用香艷趣味的酵母來發酵搜之於古舊書籍的叢雜材料，結果其中的每一個人物都被題詠粉飾成作者本人主觀嗜好的表述。從被捏造出來的人物——司馬遷遊江南所帶的妾、白居易杭州詩作中所有歌妓的名字等等——直到陳自己的女弟子和女眷，所有的人物全部輪番被作者搞了一遍詩句替換練習。這種寫作的非人性在於，人物是用來彌補那些預設空位的填充物，人物只是「事類」的影子，被用來做量的堆積，一直堆積到文字表述的西湖堆滿了女性的身影、足跡、氣息、遺物，最後把西湖香艷化成一個美人才女的世界。凡熟讀此類武林掌故書籍的人必將帶上香艷的印象向往西湖，走向西湖，去西湖尋覓香艷，並繼續製造香艷，最後在有關西湖的文字堆積物中再加上各自那一份復製香艷的文字。陳文述的繼室管筠曾有「西湖原是美人湖」之句，陳遂自號“美人湖長」，作美人湖歌[37]。在該詩中，他把西湖的每一個角落都塞滿了有關美人的詞藻，把蘇東坡當年一個隨意的比擬膨脹成那麼多的排句，西湖的香艷化在此詩中可謂累贅到了極點。
思古情懷的另一個表現是修復著名人物的墳墓和祠堂。按照我們今日的眼光，修復那些祠墓只是保護古蹟和發展旅遊業的事情，但在古代，對一個風流儒雅的地方官來說，此一舉動卻具有特別的文化道德關懷，如表揚忠烈孝義的用意，樹立一個文化地標的作用，弘揚一種地方親緣關係的榮耀等。此類建築物也屬於「文」的範疇，所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一系列分佈在地面上紀念先賢的祠墓，也可被視為物質化了的縣誌，在遊人眼前，以其所附著的碑碣、牌匾、楹聯及名人題跋展開巨大的文本，昭示著朝廷文治的盛事。一個地方官若能通過修復和增建的工程來添名其中，也算是獲得不朽，並得以表現自己的*績。
陳文述在江南一帶做官近二十年，他出名的*績之一就是大修歷代著名人物的祠墓。據龔凝祚所敘，由他提議促成或他親自主持的工程計有：建西湖李杜祠堂，修揚州甘泉山柳永墓，為隋宮人袁寶兒墓立碣，於虎丘營吳宮雙玉祠墓，修復常熟柳如是和吳綃墓，建金陵張麗華祠墓等等。[38]由於所修復者多為歷史上或傳奇中的美人祠墓，這一類香艷懷舊工程便以廣為傳播的韻事得到了各方面的詩文反應，特別是閨秀們的贊譽﹕「誰似風流陳伯玉，*餘親掃女兒墳。」（謝翠霞）「才人解惜嬋娟子，瘞玉埋香訪遺址。」（吳藻）「情禪參透到詩仙，營盡埋香瘞玉阡。一代全收才子局，三生獨結美人緣。」[39]由此可見，這些美人祠墓的修復，除製造了一個地方的香艷景觀，它最終促成的還是一次次詩文活動的盛事：立碑鐫銘，修祠撰記，分韻賦詩，每一次憑吊的聚會都是一次為了文字製作的哀悼儀式。在陳文述發起的此類詩文哀悼活動中，最有影響者當為修建西湖三女士祠墓的佳話。
??三女士中除楊雲友是明末的才女，確為實有其人，另外兩位名叫菊香和小青的亡魂均屬疑信參半的人物，尤其是小青其人，自從她的故事和那一點焚餘的殘稿流行之日起，關於她的真實性問題就聚訟紛紜，莫衷一是。[40]筆者無暇在此攪入這一文學疑案的討論，需要指出的只是，陳文述以往經營的工程均屬修復廢祠舊墓，小青的墳墓則是平地新造，且由他自己出資專門在孤山置地建了蘭因館以祠小青，並撰小青墓誌，批駁了錢牧齋的「小青虛構論」，同時遍邀四方詩友為此舉賦詩題詠，最後把有關文字匯集為《蘭因集》出版。[41]顯而易見，陳前前後後的努力，為的就是物質地證實和確立小青其人的存在，最後通過圍繞著修墓立祠而展開的詩文活動，他和他的親友遂把現實造成了一個文學作品的摹本，給本來就夠香艷的西湖又添了一齣佳話。這一點又是泛文風習的另一有趣的表現：所謂「懷古情深，憐才念切，」就是企圖把更多可歌可詠的事跡再現為文化景觀，製造成古蹟，留待後來者持久地憑吊下去。在九州大地上，很多祠堂墳墓都是為附會傳說，為坐實詩文中的某一情境而修建起來的，而很多子虛烏有的人物經過祠墓的證實，詩文憑吊的傳播，久而久之，便逐漸借祠墓而還魂，由文本人物變成了歷史人物。例如今天在中國各地競相建造的大觀園，不也是想要把假語村言的人和事再現出來作爲史實的物質體現遊觀欣賞，做一個「假作真時」的美夢嗎？噫吁嚱，文之泛濫有如是之甚者！
其次，陳文述對小青如此一往情深，尚有其特別的個人關懷。陳文述的側室管筠（於正室龔玉晨死後扶正），字湘玉，在陳文述的眾姬妾中，她最有才情和持家能力，也最得陳的喜愛。她似乎以元代才女管道昇為楷模，題其所居曰「小鷗波館」，著有《小鷗波館詩文鈔》數卷。[42]這位夫人中年後篤信佛法，自稱她是母親當年「夢大士攜青衣垂髫女子持雙頭蓮花而生」下來的，所以她在詠小青祠墓的詩中說﹕「夢裏雙蓮因果在，生前生後費沉吟。」[43]這樣說來，管筠就是小青的後身了。小青生前懷才不遇，抱恨而終，管筠與陳文述結為夫婦，可謂才女配才子，正合了小青生前一首詩中向觀音菩薩所許之願，其詩曰：「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將一滴楊枝水，化作人間並蒂蓮。」[44]詩中「並蒂蓮」的意象正與管筠之母所夢暗合，則管筠之此生不啻為此一詩中心願的完成，而小青祠墓的修復多少也就帶有還願的性質，甚或慶賀一個慧果的結成了。因此，管筠在此一活動中自始至終串演了主角，《蘭因集》中，由陳自己寫小青的墓誌，特安排管筠撰西湖三女士墓記，而在該記中，她特別把自己在陳家的如魚得水與小青的遇人不淑作了對比，深為此生的際遇慶幸不已。順便指出，「蘭因」語出小青致楊夫人書中「蘭因絮果，現業誰深」[45]之句，現在夙業了卻，心願已償，這恐怕正是「蘭因」這個美好因緣/姻緣既被用來名館名集，又作為關鍵詞在所有題詠中被用濫了的緣故。小青曾經的「絮果」——悲劇結局——現在終於在管筠的今生得以改善，正如曹佩英的題詠詩所云：「證取雙蓮入夢身，勝如畫裏喚真真。」[46]從小青的詩中發願，到管筠之母的夢與詩合，直到《蘭因集》中諸題詠之作對這一因緣的表述，文字一直發揮著在因果相續中穿針引線的作用。可見詩不只是「可以怨」的，人們普遍都相信，它也是詛咒或祈禱，它確有改變現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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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約就是在陳家人題詠西湖三女士祠墓的前後，他們家還辦了一件盛大的喪事。仿佛那一連串虛擬的詩文祭奠弄得過了頭，然後就發生了死人的事情……
??陳文述一直不斷納妾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只有一個兒子，而他這獨子結婚十幾年後，與其妻汪端也只育成一子，於是又促成了他兒子的納妾。裴之的妾名叫紫湘，生得嬌好可愛，與裴之相處甚洽，可憐她婚後還沒來得及生兒養女，便一病遽逝了。她的死引起了全家人極度的哀傷，同時也再次造成了哀悼文字的增產：陳文述作紫湘誄，汪端寫紫湘哀詞，龔玉晨撰紫姬小傳，此外挽詩挽聯連篇累牘從各處涌來，陳家人鬧騰得就像寧國府死了秦可卿一樣哀雲悲雨，把追悼活動搞得恍若在登熱鬧的悼詞徵稿啟事，以致召來了「過情」或「逾禮」之類的非議。裴之本人更在友人的建議下模仿冒襄的《影梅庵憶語》，趕寫了《香畹樓憶語》一篇長文，此文一出，哀感頑艷，親友中競相傳閱，遂把這一場對佳人的哀悼推向了高潮。隨後，他們把所有的哀悼詩文彙為一編，由阮元命名為《湘煙小錄》，刻版刊印出來。《湘煙小錄》與《蘭因集》好像是互相戲仿，一個是在用文字把半真半假的亡魂哀悼得呼之欲出，另一個只因把哀傷的文字寫得「過情」、「逾禮」，讓人覺得哀悼者對其哀悼效果的重視和渲染似乎已超過了那個被哀悼的寵姬。比如陳文述勸慰他兒子說：「汝母方為做小傳，靜初、允莊皆有哀詞，汝宜愛惜身心，報以筆墨，俾與蒨桃、朝雲並傳，亦逝者之心也。」[47]在這些文人才女的眼中，文章總是不朽的盛事，一個為人做妾而病逝的女子，能附著於主人們哀悼她的文章而留名，這就是夠令人艷羨的事情了。蒨桃和朝雲都身為低賤，她們正是因為與寇準、蘇軾這樣著名文人的詩文逸事聯繫在一起，遂留下了千古艷名。艷名難道比生命本身還重要？所謂艷魂，其價值不過是供文人才女題詠罷了。這就是陳文述的情觀。事情已經很明白，原來悲哀必經過文字的藻飾才會提高價值，生命的消亡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它能夠被表述得十分哀艷，所謂「隻字艷千載」或「精冷凄艷」，艷到了這種程度，一個哀悼活動才能傳為佳話，而那樣的文字才夠得上作爲精品吟詠賞玩。一個酷嗜《香畹樓憶語》的讀者設計的賞玩方法是：「須用冷金箋紙，畫烏絲闌，寫洛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以蛟龍篋，薰以沉水迷迭，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開看之。」[48]精美到如此考究的程度，那作態的風雅也就近乎頹唐腐朽。陳家的哀悼活動於此達到高潮，而文與情也隨之發揮到了極致。
此後是接二連三的喪事，陳文述又長期為償還私債和公債到處奔走，[49]他早年的飄逸仙夢遂漸呈枯淡之象，晚景的凄涼迫使他體認到仙道的真諦其實全在於內修。他那個取自李商隱碧城詩的舊號現在對於他幾成反諷，因為據李詩註家的解釋，那本是諷刺求仙妄舉的三首七律。[50]道光十五年（），六十四歲的陳文述在《西泠仙詠》的「自敘」中對自己的恃才耽詩總算作出了初步的檢討。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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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不幸，早年以才自見，雖無樊川狹邪之行，而錦瑟碧城，艷情綺思，皆足耗我元精。……性耽著述，作為詩文，四十年來，有集百卷，皆從方寸中抽引而出，則傷神矣。……一門才華外露，內無實德以充之，有表無裏，太和不足，內蘊何藏？後嗣弗昌，漸露寑衰之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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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拿來一幅《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要他購買，他現在對那一類韻事看得比從前淡多了，當時他的女弟子已有三十多人都從耽詩轉向了信道。女人的身體變化對她們影響至深，對不少閨秀來說，吟詠的愛好未必是持續終身的。陳文述藉幾首題畫詩表白了自己漸入淡泊的心境，其一曰：「我歷人間六十年，碧城弟子亦嬋娟。雲鬟蕊佩同皈道，桂苑閒來只講仙。」[52]一個以大收女弟子自喜的仙才，如今不得不認真面對他周圍的女性家庭宗教了。SusanMann在她討論十八世紀中國婦女生活的一本新作中指出，五十歲之後，婦女就有了追求靈修的自由。她們停了經，開始注意身體的淨化，於是很多人便把佛法與道教的養生之術結合在一起，供她們自己受用。她認為：「佛道兩家為婦女重新安置了儒家傳統的家庭價值，豐富了母性、寡居和老年的精神情感經驗，甚至給那些拒絕結婚的孝女創造了小小的空間。」[53]Mann和Ko都不贊成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把父權制當成鐵板一塊的簡單化批評模式，比如把婦女描繪成純粹受壓迫的說法，就忽視了婦女如何通過信仰佛道保持她們家內自主的狀況，以及她們調整和重塑性別關係的可能性。陳文述晚年與其繼室管筠和兒媳汪端相處的事實，便為我們探討Mann所倡導的「舊題新解」（defamiliarizingthefamiliar）[54]提供了一個可資分析的個案。
如上所述，管筠是一個賢內助，她不只代陳持家理財，還為陳做文字工作，曾與陳的次妾文靜玉合編了《碧城仙館精華錄》和《碧城仙館摘句圖》兩書。陳家的很多事務，越是到後來，越是由管筠做主。她後來信了佛，接著又受陳文述遠房妹子陳蘭雲的影響，轉而學道，「由性學而通命學」，摸索出了她自己的佛道合一修行法。她於是由昔日的陳文述追隨者一變而為陳所師從的對象。陳承認管的夙慧遠勝於他，他說他如今與她的關係已非純粹的夫婦，他和她同時也兄弟相稱，且以同道相處，進而在她的帶動下，認識到身體力行遠遠比言說和書寫重要。蘭雲和管筠都盡力告誡陳文述儘早屏除文字魔障。管勸他說：「君作詩萬首，盡付梨棗，吾意存數十篇可也。君刊文十六卷，吾意存數篇可也。」[55]然而俗人的陳文述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棄絕他的文字積習，他一面在努力戒除，一面仍在痴心書寫，直到生命的最後階段，他都放不下他的香艷題目。據汪端所說，陳翻閱了有關明末清初的幾百本野史，從中選錄出各類女性的遺事趣聞，編成了一部題曰《花月滄桑錄》的書稿。不幸該書初稿方成，就讓溜到家內偷東西的竊賊捎帶走了。[56]這是厄運對陳的嘲弄，還是一個強迫性的解脫？不管是哪一個，對於他那強烈的書寫欲，恐怕都不會有太大的效果。
陳文述與汪端（-）的相處，則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翁媳的關係。因為陳文述自知，他這位兒媳非同一般的才女可比，她不只滿腹文才，還具有高於常人的膽識，故對她獨立的治學，以及她不完全拘泥婦人常規的行為，陳平日多持理解和尊重的態度。汪端自幼喪母，由她的姨母梁德繩（字楚生）撫養成人，德繩夫人以相夫教子聞名當時，汪端和表妹們在她的膝下都受到了良好的閨中教育。需要特別在此指出，明清時期江南地區之所以才女輩出，明顯與仕宦家庭特別看重女子的教育水平有關。商景蘭和祁彪佳「金童玉女」的婚配佳話差不多已成了人所共羨的範例，在那時候的婚姻市場上，閨中的教育在一定的程度上已成了提高女子身價的投資，這就是說，讀書人家更喜歡娶回多才多藝的媳婦，才藝於是也就成了女孩子從小需要培養的能力。「四德」儘管還在強調，但當媳婦的在某些仕宦人家若要受額外的尊重，還得靠才學詩藝。從兩家提親開始，汪端與裴之的婚事即遵循了金童玉女的模式，在重文唯才的陳家，相對地講，汪端在家務上始終都活得頗為瀟灑，她不太會做家務，家裏也不太苛求她做更多的事情，一家人都支持她在自己的書房内用心做她選明詩的工作。這一特殊的存在狀況使汪端具備了大多數才女所缺欠的精英氣質，與不少閨秀往往追隨男性的「奩詩」趣味來編選閨秀詩詞集的傾向完全相反，她立志要以其女性評選者的身分重構男性詩人的典範。比如就《明三十家詩選》的編訂來說，無論是汪端在這一浩繁的工作上所花費的光陰和精力，還是她所建立的批評標準，都顯示出以往的閨秀從未有過的大家氣度。在《明清女詩人選集及其採輯策略》一文中，孫康宜很早就注意到汪端卓越的洞察力，她認為「汪端的文筆始終帶一股自信與權威」，說這位勇於以批評家自居的才女「似乎想顛倒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的性別位置，以期抹除男性與女性的界限——因為以往都是男性批評家在評論女性詩人，而非女性批評家評論男性詩人。」[57]我之所以用「精英氣質」來稱贊汪端，而不把汪端的情況與我以前說過的閨秀詩人「儒雅化」[58]相提並論，關鍵就在於汪端的氣質中帶有一種連大多數文人也不具備的執著的守護和絕不苟同的精神。
EllenWidmer首先注意到汪端對高啟的推崇及其哀悼張士誠集團的懷古組詩，[59]以下我要繼續就汪端對這兩位歷史人物的專注和固著來討論她所作的翻案文章，同時也就她和陳文述在這一方面的相互影響來檢討男女兩性聲音的互滲現象。
從陳文述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同情高啟蓋出自一般文人不滿明太祖大肆誅殺賢良的正義感，但對張士誠的覆滅，則實事求是，能做出認真的歷史分析，認為他屬於「妄冀天命」的亂世梟雄，其敗亡並不足惜。因為他最大的罪責就在於他和朱元璋中原逐鹿，為爭一己之天下而給天下人造成了很大的犧牲。所以，陳文述更贊賞五代末年錢繆小朝廷為避免戰爭而向宋稱臣的做法。[60]汪端對高啟詩品及人品的景慕則起自早年，幾乎全出於自發，很難看出她到底受了誰的影響。但她此後對高啟的日益偏愛，以至敬以神位，並奉為其教派之「祖」，便顯得陷入迷狂，有很大的非理性成分了。據說，她的選明詩即起因於不滿流行的崇李（夢陽）抑高（啟）論，立志要通過此選集的重新典範化來翻五百年的詩壇冤案。而陳文述本人就一直是李夢陽最嚴厲的批判者，既揭露他的欺世盜名，又摘其詩句，一一指出了其致命的詩病[61]。至於汪端，她最不服氣李夢陽所謂「詩必盛唐」的武斷，她之所以極力推舉高啟，用心編選明詩，就是力求顯示近代詩人的成就，讓讀者認識到每一個時代的詩作都有其自身的價值和應獲取的地位。汪端在《明三十家詩選》的「凡例」中指出：「高青邱清華朗潤，秀骨天成，唐人之勝境也。」至於缺乏「清」與「真」的氣質而「以學杜自命」者，比如像李夢陽之類，她認為他們「不免詩囚之目」。[62]汪端與陳文述正好從側重不同的兩端走到了一起。應該說，在明詩的編選上，汪端的批評立場和很多看法不只與陳文述有吻合之處，而且直接受到了陳的影響。但汪端對高啟的推崇至後期已偏離了文學批判的軌道，高啟的形象似乎越來越上升為這位才女心目中一種崇高人格和精英氣質的象徵，她在很多方面已把高啟神化為她自己需求的絕對力量。汪端的詩格高雅華美，凝重而洗練，就我個人的趣味來看，其風骨實高出她家的翁大人。她對高啟的崇拜是否欲高屋建瓴，為自己確立一個睥睨眾文人的俯視之點呢？這是一個有待分析的問題，現在還不能僅憑印象來遽下結論。
據陳文述孝慧汪宜人傳的記載，汪端由於痛恨朱元璋殘暴屠殺高啟等文人，故對張士誠的張吳小朝廷懷有特別的同情。她最不滿流行的成王敗寇之論，深以為張吳雖亡，「其禮賢下士，保全善類之良法」，以及一系列節烈殉國的事跡皆屬可歌可泣之事，故對這一段被忘卻的歷史，她認為應該予以挖掘和復原，讓人們更好地了解失敗了的英雄。於是她「節錄明史，搜集逸事，以稗官體行之，曰《元明逸史》，凡八十卷。」非常遺憾的是，這本「稗官體」的大書完成後又由汪端自己親手焚毀，所以我們至今都無法確定它到底屬於她姨母梁德繩所續成的《再生緣》之類的彈詞，還是一部白話小說，如果是屬於後者，那便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出於女作家之手的長篇白話歷史小說了。在今本《自然好學齋詩鈔》卷六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數十篇前有散文敘事，後有七律題詠的《張吳紀事詩》，這一形式明顯沿襲了陳文述《秣陵集》及「西泠五集」所開啟的體例。從「稗官體」的焚毀到那幾十篇「詩史」的寫成及留存，這說明明清閨秀的寫作依然跳不出詩文的局限，依然在排斥通俗和俚白的東西，而這也正構成了閨秀文學的遺憾和最大的缺陷。
汪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出發點確實表現了歷代少有的史家良知，只可惜她固執持維護的是一個實在缺乏說服力的史實。出身鹽販子的張士誠實際上毫無英主的才質，他的小朝廷自始至終都是一味搜刮財富，縱情享樂，即使所謂禮賢下士，也都是作出來的姿態，包括他搜集收藏圖書文物，也無非是佔有財富和附庸風雅，其小朝廷敗亡的下場既不可避免，[63]也不值得給予太多的同情。汪端的詠嘆張吳悲劇，始終基於他們至死不屈地對抗朱明，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贊嘆一種不屈從不投降的精神。在有關張士誠的組詩中，汪端也提到了陳文述的看法，但她仍有所保留，她強調指出，明太祖猜忌寡恩，即使張士誠像竇融對漢光武那樣屈從大局，最終也得不到寬大處理。[64]類似這樣不苟同的事情還有不少，作為一個閨秀詩人，她不只介入了本來只有男性詩人才敢談論的歷史問題，而且還能站在不低於他們的水平上大膽地議論各類嚴肅的大道理，甚至對權威提出批評。比如當陳文述告訴她「道學是儒家最上乘」的教條時，她就提出了道學的三大弊病﹕道統、理障及闢佛，認為那都是俗儒的偏見，而宋明以來的道學家們，她認為實際上早已融入了佛道的理論。汪端及其周圍女性信徒的家內宗教實踐還涉及另外一個問題，即明清以降，常為世所議的「三教合一」。這三者到底是怎樣整合起來的？它在明清文化中的表現如何？女性的家內群體對這一整合起了什麼作用？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待我們思考，但已不是在這篇寫得太長的文章中能夠說清的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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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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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也許是最強大的淨化力量，家庭成員的相繼病逝使活著的女性幾乎都信了道或念了佛，陳文述也皈依了法師，起了道號，就像《紅樓夢》上那一僧一道的形影不離，他們的信仰完全把佛道兩家的東西奇特地攪混在一起，融入了儒家的世俗倫理。汪端自丈夫死後便一心一意為她心目中的高啟誦念起經懺，她甚至在念誦中透視到自己的夙緣，說她前生是高啟身邊的一個門徒。她有一句話最受陳文述的稱頌，陳幾乎以此為自己的座右銘﹕「名士牢愁，美人幽怨，都非究竟，不如學道。」他把這十六個字視為「足使世間聰慧男女昏沉夢中一齊猛省」的真言。他的兒媳汪端，夫人管筠，以及遠房妹子蘭雲，現在全都成了他深深敬禮的楷模。
??道光十八年（），汪端病逝，重病中，她所寫的一首告別詩有四句曰﹕「聚雪團沙感百端，天風吹我羽衣寒。一生唯有修行好，萬事無如懺悔難。」[65]這是最後的醒悟和放棄，是對生者作無可奈何的勸勉。然而人還是有放不下的東西，文字積習最終仍頑強地盤踞在垂死者的意念中。她說：「余生寄死歸，亦無所苦，所自惜者，腹笥耳。」生命都要終結了，一個人還在對自己沒有發揮盡的才學表示惋惜，可見表達和書寫的欲望甚至比死亡還有力。所以，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汪端還念念不忘地託付陳文述整理出版她的遺稿，給她寫傳。她說：「端居心行事，翁所知，身後乞作一小傳，不求溢美，俾不致與草木同腐耳。未刻詩一卷，乞並刻之。」
陳文述揮淚寫出了近萬言的孝慧汪宜人傳，該文以樸素的語言勾畫了汪端的一生，寫出了她的心性、氣質，寫出了她選明詩、詠張吳的良苦用心，也寫出了陳自己與兒媳的思想交流和詩文討論，寫出了這位才女在各方面深深影響了他的點點滴滴。豪華落盡，文章老成，蕭瑟慘淡中仙夢已渺然失落，從前那些為才氣而誇飾出來的虛文浮情至此剝落殆盡。這一次他才真正寫出了情，那是人與人相處的深情，才人之間相知的歡情，生離死別的至情，也是超越了長幼次序和性別差異的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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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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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討論可參看[日]村上哲見：文人·士大夫·讀書人見《中國文人論》，東京﹕汲古書院，年，頁32-52；另參看[日]清木正兒﹕《琴棋書畫》，東京﹕平凡社，年，見該書中中華文人的生活等篇。
[2]陳文述：《頤道堂文集》，清刊本，四卷，，卷1，頁22。
[3]參看[日]合山究：《陳文述文學遺事女弟子》，《文學論輯》33期，年12月，頁69-70。
[4]參看《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北京﹕中華書局，年，卷73，頁。另見錢仲聯：《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年，十二，頁引《冷廬雜識》：「錢塘陳雲伯大令文述，少負才名，後以乙科出宰，由皖之吳，所至有惠*。補官江都縣。前令以迎送為事，集案盈萬。陳初至，署廳事曰：『勤補拙，儉養廉，更無暇餽問送迎，來往賓朋須諒我，讓化爭，誠去偽，敬以告父兄耆老，教誨子弟各成人。』乃排日訊斷，不逾年而積牘以清。」
[5]《頤道堂文鈔》，卷1，頁1-17；卷2，頁13-21；卷3，頁1-2。
[6]陳文述：《西泠閨詠》，西泠翠螺閣刻本，年，「龔序」，頁8。
[7]DorothyKo,TeacheroftheInnerChambers---WomenandCulture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pp.29-67.
[8]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
[9]同上，頁。
[10]見《碧城仙館詩鈔》，上海：商務印書館，年，附錄，王仲瞿答陳雲伯書及其後的按語。
[11]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年，三，頁。
[12]《清詩紀事》，頁、。
[13]陳寅恪：《論再生緣》，見《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5。
[14]參看《西泠閨詠》「龔序」，另見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清刊本），卷7，頁30。
[15]《碧城仙館女弟子詩》，西泠印社聚珍版，年，「辛瑟嬋瘦雲館詩」，頁1，頁4-5，頁10。
[16]《碧城女弟子詩選》，「王仲蘭曇紅閣詩」，頁1-7。
[17]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另可參看康正果﹕《重審風月鑒》，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年，頁-。
[18]DorothyKo,TeacheroftheInnerChambers,p..孫康宜在其《論女子才德觀》（李奭學譯）一文中早已指出﹕「這個現象重要無比，反映出名門餘緒與歌伎傳統漸有統合之勢，也顯示曩前對立的才德兩極如今確有妥協之可能。正因兩相浹洽，新傳統從而生焉。」，見她的《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年，頁。
[19]DorothyKo,TeacheroftheInnerChambers,p..
[20]轉引自劉詠聰：《「曲園不是隨園叟，莫誤金釵作贄人」——袁枚與俞樾對女弟子態度之異同》，見《嶺南學報》，年第一期，頁。
[21]陳文述：《頤道堂詩鈔》，京都：文石堂刻本，明治十二年，卷1，頁9，《書隨園詩集後》：「君生太早吾生晚，惜未空山禮導師。」
[22]如陳寅恪批評他說：「文述為人，專摹擬其鄉先輩袁簡齋，……其最可笑者，莫如招致閨閣名媛，列名於其女弟子籍中，所謂『春風桃李群芳譜』者是也。」見《寒柳堂集》，頁5。
[23]見《頤道堂文鈔》，卷4，頁17-20。
[24]參看合山究之文，《文學論輯》33期，年12月，頁78。
[25]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上海﹕上海書店，年影印本，卷7，頁2。
[26]顧太清：《天游閣詩集》卷五，見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參看陳寅恪《寒柳堂集》頁5-6。
[27]陳文述：孝慧汪宜人傳，見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如不及齋本，1年。汪端確實與太清有文字交往，太清曾託汪端的表妹許雲林持她的自畫像《聽雪圖》索題，汪端為賦花蕊夫人宮詞體八絕。見該書卷10，頁33-34。因此連《天游閣詩集》原稿的評點者冒廣生對太清斥責陳文述的詩也感到特別驚奇和不解。他說：「允莊，雲林表姊，而雲伯之子婦也。此詩乃痛詆雲伯，何耶？」
[28]王蘭修：“工詩能文，卓然名家。尤善畫，曾有白描《王母讌桃園圖》，工細生動，突過李龍眠。”
辛絲：「善畫人物」張襄（字雲裳）：「工書善畫。」
汪琴雲（字逸珠）：「工人物、界畫，閨閣中之仇十洲也。守貞不字，賣畫自給。」吳規臣（字飛卿）：「畫師南田，風枝露葉，雅秀天然。……夫家母家，皆恃丹青以給。」
吳藻（字蘋香）：「寫《飲酒讀騷圖》，自製樂府曰喬影。」
陳滋曾（字妙雲）：「工八分書。」「妙雲為陳雲伯先生族侄女，又受業門下，嘗為先生書『秋雪漁莊』、『歲寒巖室』諸額，並代書菊香、雲友、小青三女士墓碣。」
以上均見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8，頁6-11。
[29]張潮：《幽夢影》，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年，頁59。
[30]參看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頁-。另見陳伯海主編：《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史》，上海：東方出版社，年，頁72-。
[31]DorothyKo,TeacheroftheInnerChambers,pp.68-91.孫康宜：《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李奭學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年，頁31-49。
[32]《文心雕龍·原道》：「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
[33]《詩品》曰：「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34]陳文述：《西泠懷古集》，見《武林掌故叢編》，台北：華文書局影印本，年，15集。
[35]陳文述：《秣陵集》，淮南書局刻本，1年，「自敘」。
[36]《西泠閨詠》「張序」。
[37]《西泠閨詠》「龔序」。
[38]《西泠閨詠》「龔序」，另見合山究文，《文學論輯》，頁79-82。
[39]《西泠閨詠》「龔序」；《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吳藻詩，頁4，辛絲詩，頁7。
[40]參看潘光旦：《馮小青性心理變態揭秘》，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年，頁3-15。另可參看EllenWidmer,“Xiaoqing’sLiteraryLegacyandthePlaceoftheWomanWriterinLateImperialChina,”LateImperialChina,Vol.13,No.1(June,):pp.-.該文可謂目前英語論文中有關小青研究最全面的綜述。
[41]《小青墓誌》，收入陳文述編：《蘭因集》，卷上，頁8-10，見《武林掌故叢編》4。
[42]參看《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7，頁26；《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43]《蘭因集》，卷下，頁15。另見辛絲的題詠詩註：「鷗波為小青後身。」頁9。
[44]《蘭因集》，卷上，頁15。
[45]支如增：小青傳》，見《蘭因集》，卷上，頁4。
[46]《蘭因集》，卷下，頁11。
[47]陳裴之：《香畹樓憶語》，見《香艷叢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年，三，頁。
[48]馬履泰：湘煙小錄序，《香艷叢書》三，頁。
[49]陳文述：孝慧汪宜人傳：「宜人……以余久宦，欠應賠吏役及前任無著清查款未解，恐為異日子孫累，心恆惴惴，及靜初持家，為解萬三千餘金……」《香畹樓憶語》：「蓋大人乞祿養親，懷冰服*，十年之久，未得真除，相依為命者千餘指，待以舉火者數十家。重親在堂，年逾七秩，恆有世途荊棘，宦海波瀾之感。另參看合山究文，《文學論輯》，頁72、84。
[50]葉叢奇：《李商隱詩集疏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年，上，頁-。
[51]《武林掌故叢編》3，頁。
[52]《頤道堂詩鈔》，卷4，頁24。
[53]SusanMann,PreciousRecorders—WomeninChina’sLongEighteenthCentur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p.68,p..
[54]參看SusanMann,“WhatCanFeministTheoryDofortheStudyofChineseHistory?—ABriefReviewofScholarshipintheU.S.”《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一期（年6月）
[55]管筠《西泠仙詠》序，見《武林掌故叢編》3，頁。
[56]見《自然好學齋詩鈔》，卷10，頁32。
[57]見其《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一書附錄，頁。
[58]參看康正果：《重新認識明清才女》，《交織的邊緣——*治和性別》，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年，頁-。
[59]EllenWidmer,“MingLoyalismandtheWomen’sVoiceinFictionAfter‘Hongloumeng’”,WritingWomeninLateImperialChina(ed.ByEllenWidmerKang-ISunChang,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pp.-.
[60]《秣陵集》，卷3，頁14-17，鍾山里訪高青邱故居、張太尉墓。
[61]陳在他的三篇書李空同集後中說他「寧偽言欺世而不可使天下無信道之名，寧矯情干譽而不可使天下無仗義之稱。」徹底否定了他的為人和詩品。見《頤道堂文鈔》，卷2。
[62]汪端編選：《明三十家詩選》（初集，清刊本），「凡例」。
[63]F.W.Mote,ThePoetKaoCh’i,-,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19,p.66.
[64]《自然好學齋詩鈔》，卷6，頁25，「舊館樓船劫火紅，英雄失計戀江東。若教航海追徐福，降表何須學竇融？」
[65]《自然好學齋詩鈔》，卷10，頁38。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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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討論可參看[日]村上哲見：文人·士大夫·讀書人見《中國文人論》，東京﹕汲古書院，年，頁32-52；另參看[日]清木正兒﹕《琴棋書畫》，東京﹕平凡社，年，見該書中中華文人的生活等篇。
[1]陳文述：《頤道堂文集》，清刊本，四卷，，卷1，頁22。
[1]參看[日]合山究：《陳文述文學遺事女弟子》，《文學論輯》33期，年12月，頁69-70。
[1]參看《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北京﹕中華書局，年，卷73，頁。另見錢仲聯：《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年，十二，頁引《冷廬雜識》：「錢塘陳雲伯大令文述，少負才名，後以乙科出宰，由皖之吳，所至有惠*。補官江都縣。前令以迎送為事，集案盈萬。陳初至，署廳事曰：『勤補拙，儉養廉，更無暇餽問送迎，來往賓朋須諒我，讓化爭，誠去偽，敬以告父兄耆老，教誨子弟各成人。』乃排日訊斷，不逾年而積牘以清。」
[1]《頤道堂文鈔》，卷1，頁1-17；卷2，頁13-21；卷3，頁1-2。
[1]陳文述：《西泠閨詠》，西泠翠螺閣刻本，年，「龔序」，頁8。
[1]DorothyKo,TeacheroftheInnerChambers---WomenandCulture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pp.29-67.
[1]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
[1]同上，頁。
[1]見《碧城仙館詩鈔》，上海：商務印書館，年，附錄，王仲瞿答陳雲伯書及其後的按語。
[1]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年，三，頁。
[1]《清詩紀事》，頁、。
[1]陳寅恪：《論再生緣》，見《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5。
[1]參看《西泠閨詠》「龔序」，另見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清刊本），卷7，頁30。
[1]《碧城仙館女弟子詩》，西泠印社聚珍版，年，「辛瑟嬋瘦雲館詩」，頁1，頁4-5，頁10。
[1]《碧城女弟子詩選》，「王仲蘭曇紅閣詩」，頁1-7。
[1]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另可參看康正果﹕《重審風月鑒》，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年，頁-。
[1]DorothyKo,TeacheroftheInnerChambers,p..孫康宜在其《論女子才德觀》（李奭學譯）一文中早已指出﹕「這個現象重要無比，反映出名門餘緒與歌伎傳統漸有統合之勢，也顯示曩前對立的才德兩極如今確有妥協之可能。正因兩相浹洽，新傳統從而生焉。」，見她的《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年，頁。
[1]DorothyKo,TeacheroftheInnerChambers,p..
[1]轉引自劉詠聰：《「曲園不是隨園叟，莫誤金釵作贄人」——袁枚與俞樾對女弟子態度之異同》，見《嶺南學報》，年第一期，頁。
[1]陳文述：《頤道堂詩鈔》，京都：文石堂刻本，明治十二年，卷1，頁9，《書隨園詩集後》：「君生太早吾生晚，惜未空山禮導師。」
[1]如陳寅恪批評他說：「文述為人，專摹擬其鄉先輩袁簡齋，……其最可笑者，莫如招致閨閣名媛，列名於其女弟子籍中，所謂『春風桃李群芳譜』者是也。」見《寒柳堂集》，頁5。
[1]見《頤道堂文鈔》，卷4，頁17-20。
[1]參看合山究之文，《文學論輯》33期，年12月，頁78。
[1]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上海﹕上海書店，年影印本，卷7，頁2。
[1]顧太清：《天游閣詩集》卷五，見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參看陳寅恪《寒柳堂集》頁5-6。
[1]陳文述：孝慧汪宜人傳，見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如不及齋本，1年。汪端確實與太清有文字交往，太清曾託汪端的表妹許雲林持她的自畫像《聽雪圖》索題，汪端為賦花蕊夫人宮詞體八絕。見該書卷10，頁33-34。因此連《天游閣詩集》原稿的評點者冒廣生對太清斥責陳文述的詩也感到特別驚奇和不解。他說：「允莊，雲林表姊，而雲伯之子婦也。此詩乃痛詆雲伯，何耶？」
[1]王蘭修：“工詩能文，卓然名家。尤善畫，曾有白描《王母讌桃園圖》，工細生動，突過李龍眠。”
辛絲：「善畫人物」張襄（字雲裳）：「工書善畫。」
汪琴雲（字逸珠）：「工人物、界畫，閨閣中之仇十洲也。守貞不字，賣畫自給。」吳規臣（字飛卿）：「畫師南田，風枝露葉，雅秀天然。……夫家母家，皆恃丹青以給。」
吳藻（字蘋香）：「寫《飲酒讀騷圖》，自製樂府曰喬影。」
陳滋曾（字妙雲）：「工八分書。」「妙雲為陳雲伯先生族侄女，又受業門下，嘗為先生書『秋雪漁莊』、『歲寒巖室』諸額，並代書菊香、雲友、小青三女士墓碣。」
以上均見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8，頁6-11。
[1]張潮：《幽夢影》，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年，頁59。
[1]參看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頁-。另見陳伯海主編：《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史》，上海：東方出版社，年，頁72-。
[1]DorothyKo,TeacheroftheInnerChambers,pp.68-91.孫康宜：《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李奭學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年，頁31-49。
[1]《文心雕龍·原道》：「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
[1]《詩品》曰：「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1]陳文述：《西泠懷古集》，見《武林掌故叢編》，台北：華文書局影印本，年，15集。
[1]陳文述：《秣陵集》，淮南書局刻本，1年，「自敘」。
[1]《西泠閨詠》「張序」。
[1]《西泠閨詠》「龔序」。
[1]《西泠閨詠》「龔序」，另見合山究文，《文學論輯》，頁79-82。
[1]《西泠閨詠》「龔序」；《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吳藻詩，頁4，辛絲詩，頁7。
[1]參看潘光旦：《馮小青性心理變態揭秘》，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年，頁3-15。另可參看EllenWidmer,“Xiaoqing’sLiteraryLegacyandthePlaceoftheWomanWriterinLateImperialChina,”LateImperialChina,Vol.13,No.1(June,):pp.-.該文可謂目前英語論文中有關小青研究最全面的綜述。
[1]《小青墓誌》，收入陳文述編：《蘭因集》，卷上，頁8-10，見《武林掌故叢編》4。
[1]參看《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7，頁26；《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1]《蘭因集》，卷下，頁15。另見辛絲的題詠詩註：「鷗波為小青後身。」頁9。
[1]《蘭因集》，卷上，頁15。
[1]支如增：小青傳》，見《蘭因集》，卷上，頁4。
[1]《蘭因集》，卷下，頁11。
[1]陳裴之：《香畹樓憶語》，見《香艷叢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年，三，頁。
[1]馬履泰：湘煙小錄序，《香艷叢書》三，頁。
[1]陳文述：孝慧汪宜人傳：「宜人……以余久宦，欠應賠吏役及前任無著清查款未解，恐為異日子孫累，心恆惴惴，及靜初持家，為解萬三千餘金……」《香畹樓憶語》：「蓋大人乞祿養親，懷冰服*，十年之久，未得真除，相依為命者千餘指，待以舉火者數十家。重親在堂，年逾七秩，恆有世途荊棘，宦海波瀾之感。另參看合山究文，《文學論輯》，頁72、84。
[1]葉蔥奇：《李商隱詩集疏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年，上，頁-。
[1]《武林掌故叢編》3，頁。
[1]《頤道堂詩鈔》，卷4，頁24。
[1]SusanMann,PreciousRecorders—WomeninChina’sLongEighteenthCentur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p.68,p..
[1]參看SusanMann,“WhatCanFeministTheoryDofortheStudyofChineseHistory?—ABriefReviewofScholarshipintheU.S.”《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一期（年6月）
[1]管筠《西泠仙詠》序，見《武林掌故叢編》3，頁。
[1]見《自然好學齋詩鈔》，卷10，頁32。
[1]見其《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一書附錄，頁。
[1]參看康正果：《重新認識明清才女》，《交織的邊緣——*治和性別》，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年，頁-。
[1]EllenWidmer,“MingLoyalismandtheWomen’sVoiceinFictionAfter‘Hongloumeng’”,WritingWomeninLateImperialChina(ed.ByEllenWidmerKang-ISunChang,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pp.-.
[1]《秣陵集》，卷3，頁14-17，鍾山里訪高青邱故居、張太尉墓。
[1]陳在他的三篇書李空同集後中說他「寧偽言欺世而不可使天下無信道之名，寧矯情干譽而不可使天下無仗義之稱。」徹底否定了他的為人和詩品。見《頤道堂文鈔》，卷2。
[1]汪端編選：《明三十家詩選》（初集，清刊本），「凡例」。
[1]F.W.Mote,ThePoetKaoCh’i,-,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19,p.66.
[1]《自然好學齋詩鈔》，卷6，頁25，「舊館樓船劫火紅，英雄失計戀江東。若教航海追徐福，降表何須學竇融？」
[1]《自然好學齋詩鈔》，卷10，頁38。
詞淫和意淫——談王次回及其《疑雨集》
文字交/老人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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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掬塵室我見青山多嫵媚
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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