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壁画上宋代风格的楼阁
撰文/林元亨供图/和野侯林元亨
宋时成都人的新年，如一幅古成都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隔着一千余年的岁月，去回望与遥想，那些“扬一益二”的传说，那些安福寺塔、碑楼院、五门、红楼、雪锦楼，那些初一至上元的“岁华”故事，仿佛在陆游、杨氏的携手与眺望里，才刚刚开始……▌宋代滨河市井复原图境
出东郊祭东君，开春发岁打春牛
正月初一，宋时的成都人在石笋街附近的安福寺塔烧香祈福过后，第二天，就“出东郊”，这天是成都人祭祀东君和上坟的日子，东君，即日神和春神。出行的人们摩肩接踵，鼓铙之声仿佛能够把人们带回远古古蜀人的祭祀场景，而春天的气息濡染了川西平原萦绕着片片新绿的林盘。这天，作为一方长官的太守，会“早宴移忠寺（旧名碑楼院），晚宴大慈寺”。
从初一到十五的元夕，费著《岁华纪丽谱》里并没有记载宋时成都人的“立春”。或许在他看来，和其他地方没有不同之处。但也有可能，初二日的“出东郊”“祭东君”，就连带着成都人的立春之祭。只是从宋人留下的诗文看，这一天成都人并没有把“祭东君”和鞭春打春明显地联系起来，而更偏重于扫墓祭祖。或许，鞭春打春这一个仪式，成都人依然选择在了“立春”这一天。
今天的川人，又俗称立春为打春。开春和打春，也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楚辞·九章·思美人》说：“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乡下俗谚则说“春打五九尽，春打六九头”，而在“数九歌”中，“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春天，在一打一开中悄然而至。唐宋时，有鞭打春牛、送小春牛等习俗，表示劝农春耕和祈求一年丰收，故又称“鞭春”。打春当从鞭春而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梦粱录》分别记载有北宋开封、南宋临安的鞭春习俗。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在范成大知成都二十年前，先后出任成都教授、成都府路转运司干办、成都府通判的绵竹人何耕，在其《录二叟语》中，记下了他眼中成都人的立春打春。他说：“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设土牛而磔（分裂牲体祭神以除不祥）之，谓之班（即“鞭”）春，所从来旧矣。其说盖微见于《吕令》而详于《续汉礼议志》，大抵先王谨农事之遗意也。”他描述了成都府的准备过程和当时亲眼所见的“鞭春”场景：“将春前一日，有司具旗旄、金鼓、俳优、休儒、百伎之戏，迎所谓芒儿土牛以献于二使者，最后诣尹府，遂安于班春之所”，“黎明，尹（府尹，知府，泛称太守）率椽属相与祠句芒，环中而鞭之三匝，退而纵民磔牛。民讙哗攫攘（抢夺），尽土乃已。”最后土牛打碎，人们一哄而上各自抢了一片碎块回家，放在犁具、蚕筛等农具之上，以祈一年风调雨顺、谷粒满仓，“俗谓其土归置之耕蚕之器上，则茧孳而稼美。故争得之，虽一丸不忍弃。”何耕还说“岁率以为常”，每年，成都人都是这样祭祀的。
▌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道遗址
▌宋代《清明上河图》里的市井烟火气
▌北宋后期赵伯驹画作《江山秋色图》中的彩楼欢门
▌《事林广记》载“立春雨水节气图”
句芒，“芒神”，俗称“芒儿”，少昊的玄孙、蟜极的曾孙、帝喾之孙、帝挚的儿子，既是木神，又是春神和谷神。《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唐人阎朝隐诗云：“句芒人面乘两龙，道是春神卫九重。”其身高三尺六寸，象征农历一年的三百六十日，手上之鞭长二尺四寸，代表一年二十四节气。据说，芒神的衣服以及腰带的颜色，甚至头上所束的发髻位置，也要按立春日的五行干支而定，如寅卯日白衣红腰带，巳午日黑衣*腰带，亥子日*衣青腰带，辰戍丑未日青衣白腰带，申酉日红衣黑腰带，就连芒神的裤腿，挽到什么部位也有讲究。大约宋时，“芒神”已经与《楚辞》中的“东君”重叠混淆，所以范成大说成都人出东郊“祭东君”，可能二者是一样的。不管如何，宋时的成都，立春的鞭春之俗，也当在东门城郊。
到了清代，由官方主导的这种风俗依旧，各地都“塑小牛芒神”。让廉《京都风俗志》记载：宫前“东设芒神，西设春牛。”礼毕散场之后，“众役打焚，故谓之‘打春’。”大约在年春的成都，四川高等学堂的外教那爱德拍有一张珍贵的“打春牛”照片，即是郊外立春打土牛，纸糊的“土牛”前还有一草扎牧童样的牵牛的“芒儿”。清人筱廷《成都年景竹枝词》就写道：“春鞭文彩甚迷离，竹作筋骨纸作皮。一自春官携在手，任他人物两相宜。”刘沅《蜀中新年竹枝词》则记录了立春时，沿街看灯看春台戏，城外打春牛，成都家家户户、大人小孩的喜气心情：“看灯末了又看春，喜见芒神结束新。细辨衣冠和角色，一年生计在农人”，“闻道新官不要钱，迎春春戏定如前。花冠绣履闲收拾，早与尔曹购彩鞭。”杨燮竹枝词则记录了嘉庆年间，立春这天，成都人抬着土牛出东门“迎晖”打春牛、后面跟着踩高跷的歌舞队伍的热闹场景：“‘迎晖门’内土牛过，旌旆飞扬笑语和。人似山来春似海，高妆女戏踏空过。”
打春，意味着成都人的一个春天，从一条耕牛开始。而在沟渠纵横的成都平原，随着都江堰的汩汩水声，又是一个天府丰年。如果遇上牛年，打春牛当更为热烈……
▌晚清川西人扎的春牛那爱德摄
▌晚清时，一个川西乡民与他的牛那爱德摄
▌宋戴泽《牧童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春牛迎春选自《清俗纪闻》［日］中川忠英辑、石崎融思画（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正月五日玉局观五门蚕市聚百货
到了正月初五，玉局观“五门”有蚕市。太守当天祭祀蚕丛后，即在成都子城的五门外摆宴，与父老乡亲一起同欢。“五门”，即玉局观五凤楼门，五凤楼又名得贤楼。*休复《茅亭客话》说王建“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凤楼门，五门雉堞巍峩，饰以金碧，穷极瑰丽，辉焕通衢，署曰得贤楼，为当代之盛”。宋人庄绰《鸡肋编》说，玉局观五门“正与南门异地相望，岁时设肆于此”，这里所说的南门可能指的是罗城南门的万里桥门，而王建所扩建的子城五门，其实距子城南门不远，所以田况诗题《五日州南门蚕市》，描述了当时子城南门玉局观一带蚕市的情况，堪称成都人正月间的一个新春盛大交易会，各种年货琳琅满目：“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夥，碎璅皆不遗。编?列箱筥，饬木柄镃錤。备用诚为急，舍器工曷施。名花蕴天艳，灵药昌寿祺。根萌渐开发，蔂载相参差。游人衒识赏，善贾求珍奇。”陆游《剑南诗稿》也自注说：“蚕市，成都初正故事。”
*休复还记载说，“玉局化尊像并迁就龙兴观，以其基址立殿宇，广库藏。”可见，前蜀时期，唐时的玉局化迁建到原来的龙兴观后，才创立了五凤楼门。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成都府部》记载有“去府城北二十里”的“玉局观”，但显然已不是宋时南门的玉局观，来历却是一样的：“相传汉永寿初老聃与张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聃升座，与道陵说南北斗经，既去，而座隐地中，故以玉局名之。”宋代，玉局观是子城南门一个重要的地标，除了初五举办蚕市，还会在上元节有灯会闹元宵，二月八日和三月九日、九月九日，还会分别有“药市”，又以九月九日的“药市”最为隆重，可谓宋时巴蜀药材和全国各地药材的一次整体亮相。据温少峰、孙卫瑄先生考证，唐时的玉局化在今西华门街西侧，而前后蜀和宋时的玉局观在今锦里东路（原柳荫街）一侧的锦江北岸，这一带当也是王建所建的“五门”所在。
乾隆年间蜀人刘沅记载初五这一天被成都人俗呼为“破五”，夫妇尤其是新婚者，都会选择在这一天成双成对回娘家贺新年，可谓女儿家的节日：“破五休言少令辰，从今应号女儿春。画堂深处深深拜，最喜如花两个人。”
▌南宋马兴祖香山九老图卷（弗利尔美术馆藏）
人日正月七春蔬绿满盘
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天生地植?人日》载东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猪，四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正月初七为人日，或许因为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之语，陆游在这一天踏上去往浣花溪草堂一带的“西郊路”，有《人日偶游民家小园有山茶方开》，诗云“社酒香浮瓮，春蔬绿满盘”。放翁对“人日”颇为敏感，在成都还留有《人日饭昭觉》诗。另外，其诗题还记载，正月七日，成都城南的圣寿寺有“麻子市”。
古人认为人日这天以晴为好，寓意人寿年丰、天下大同。南北朝时期的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花胜）以相遗，登高赋诗。”人们不但做五颜六色的七菜香羹，还剪人形彩胜贴在窗户上，戴在头上，女人们还会剪了许多花花绿绿的花胜送人，男人们则兴致盎然，相约登高，宴饮赋诗唱和。
杜甫《人日》两篇有“尊前柏叶休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陆龟蒙《人日代客子》诗：“遥知双彩胜，并在一金钗。”宋祁《人日》诗说：“彩胜香羹乐上春，我怀前事怅佳辰。”费著并没有在《岁华纪丽谱》里记载“人日”，不知宋时的成都人，人日这一天是怎样过的？但一定是男女老少，头上戴了五颜六色的“幡胜”“花胜”“彩胜”，出去游玩或走走亲串户，而一线线风筝纸鸢，或许已经在锦江边、在锦官城的大地上飞了起来。
▌宋代川窑绿釉刻花纹执壶
▌宋代都江堰玉堂窑素花瓶
▌年，彭县磁峰窑出土的刻花陶模
春宵宝灯然锦里烟香浮
到了“上元节”放灯：“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田况《上元灯夕》描述成都人一月的“灯市”：“春宵宝灯然，锦里烟香浮。连城悉奔骛，千里穷边陬。衯裶合绣袂，轣辘驰香辀（车辕）。人声震雷远，火树华星稠。皷吹匝地喧，月光斜汉流。欢多无永漏，坐久凭髙楼。”
我国古俗中，上元节（元宵节）﹑中元节（盂兰盆节）﹑下元节（水官节）合称三元，此为道教的说法。宋时皇帝多信奉道君，所以民间又长把元宵节这天称为“上元节”。唐时佛教大兴，百姓大多在这一天“燃灯供佛”，于是佛家灯火遍布民间，元宵张灯即成为法定之事。费著记载：“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
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南宋都城临安放灯时节，“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至五夜，则京尹乘小提轿，诸舞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余里，锦绣填委，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并说，“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貉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翠帘销幕，绛烛笼纱，遍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亢，新声交奏，戏具粉婴，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堕珥，往往得之。”据此，也可以想象当时富甲一方的成都放灯之盛况。
▌明唐寅《王蜀宫妓图》描绘了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图中女子所戴莲花冠，或为一种莲花形状的彩胜。（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李嵩《观灯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佚名牡丹花-缂丝挂毯
▌宋代四川僧人牧溪画的飞雁图
费著还引述了一个故事：“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叶法善是一生经历唐代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的著名道士，新旧唐书都有其传记。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曾亲撰《叶尊师碑》作为祭奠。《广德神异录》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
唐玄宗于正月望夜，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门望殿门，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洞照宫室，荧煌如昼。时尚方都匠毛顺心多巧思，结构缯采，为灯楼二十间，高百五十尺，悬以珠玉金银，每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仍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有道士叶法善在圣真观，上促命召来。既至，潜引法善观于楼下，人莫知者。法善谓上曰：“影灯之盛，天下固无与比，惟凉州信为亚匹。”上曰：“师顷尝游乎？”法善曰：“适自彼来，便蒙召。”上异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耳。”于是令上闭目，约曰：“必不得妄视，若有所视，必当惊骇。”上依其言，闭目距跃，身在霄汉，已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观览。”既视，灯烛连亘十数里，车马骈阗，士女纷杂，上称其善。久之，法善曰：“观览毕，可回矣。”复闭目，与法善腾虚而上，俄顷还故处，而楼下歌吹犹来终。
这则故事，变相地反映了唐明皇时期的放灯之盛。而叶法善把他“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也有可能像上面的故事一样，只是把“凉州”改为了“成都”，不过有意思的是，唐明皇在叶法善制造的梦境里，顺便还逛了一下成都城东著名的烟花酒肆“富春坊”，这个故事多少具有成都人的生活意味，不知玄宗唐明皇后来因“安史之乱”，路上赐死杨贵妃，流落成都的时候，他是否真的去逛过成都一时繁华的商业中心“富春坊”，只知他后来因为“沙门英干施粥救贫馁”，在这一带反而敕建了一个大圣慈寺（即今之大慈寺），也可能私心是为了怀念杨贵妃而建吧。南宋周煇《清波杂志》曾载富春坊是歌舞宴乐场所：“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遗火。黎明，有钉一牌，大书绝句诗于其上：‘夜来烧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花草粹编》引《古今词话》“红窗迥”词说：“富春坊，好景致。两岸尽是歌姬舞妓。引调得上界神仙，把凡心都起。内有丙丁并壬癸。这两尊神，为你争些口气。火星道、我待逞些神通，不怕你是水。”结合史料和考古，今人认为，富春坊在成都的罗城东南部，位置大概南至今光大巷一带，北以今科甲巷为界，东至今三圣街和耿家巷，西临暑袜街和青石桥。
淳熙四年（）丁酉年，这一年的上元节，因为范成大的关系，终于从荣州调回了成都的陆游，携手华阳女子杨氏，在子城南的五凤楼门看灯，他写下组诗《丁酉上元》，描摹了成都人的闹元宵：“突兀球场锦绣峰，游人仕女拥千重。月离云海飞金镜，灯射冰帘掣火龙”，“翠袖成围欺月冷，毡车争道觉尘香。蛮酥点缀春风早，楚饵留连夜漏长。”
今天的很多成都人，并不知道，爱国大诗人陆游与一个成都妹子的美丽爱情。这个女子被称为“蜀郡华阳人”杨氏，她为陆游生下了二子（子布、子聿）一女，这个爱女被陆游唤为“女女”，百般疼爱，只可惜一岁多时不幸夭折。
大约年，孝宗乾道九年，49岁的陆游瞒着妻子王氏，在外面纳了一位姓杨的二十出头的歌女作为小妾。这个聪慧的歌女据说是一个驿卒的女儿。宋末时人陈世崇《随隐漫录》有载：“陆放翁宿驿中，见题壁云：‘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放翁询之，驿卒女也，遂纳为妾。方余半载，夫人逐之，妾赋《卜算子》（应为《生查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识愁来路。窗外有芭蕉，阵阵*昏雨。晓起理残妆，整顿教愁去。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
陆游的继娶王氏并不能容得这个聪慧的杨氏。第二年，陆游刚赴荣州后的十一月，就得知第六子子布在华阳出生的消息。上元灯会，在荣州的陆游，不禁特别怀念独自在华阳抚养小儿的杨氏，这一天，他做《沁园春》词寄去：“一别秦楼，转眼新春，又近放灯。忆盈盈倩笑，纤纤柔握；玉香花语，雪暖酥凝……”周密在《齐东野语》里还记述了她打趣陆游所写的一首《鹊桥仙》：“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工夫咒你？”这是一个多么可爱、顽皮而幽默，爱极恨极、敢爱敢恨的川妹子形象啊！丁酉上元，在成都满城的灯火与烟花里，看着身旁这个如同唐婉一样温暖的女子，他幸福而感伤：“鼓吹连天沸午门，灯山万炬动*昏。美人与月正同色，客子折梅空断魂。”
这一天，太守带着一种官员与民同乐，“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除了五凤门楼，还有雪锦楼。宋高宗时人李薰诗有《十五日同登大慈寺楼得远字》，大慈寺楼即寺南雪锦楼，《方舆胜览》载“雪锦楼在大慈寺门，元宵守帅游赏于此”。另外，五门附近，还有“红楼”。陆游《山中望篱东枫树有怀成都》有诗句：“五门西角红楼下，一树丹枫马上看”，并自注说：“红楼，蜀王所作，在五门西南隅。”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寺塔记上》说：“长乐坊安国寺红楼，睿宗在藩时舞榭。”白居易《秦中吟》诗云：“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这些诗词都可以让人想象“红楼”的得名。赵抃《成都古今记》还记载了红楼背后的一个造楼人被杀的故事：“红楼，先主所建，彩绘华侈。初颍川人华洪随先主入蜀，赐姓王名宗侃（实为王宗涤），至是造红楼。城中人相率来观，曰看画红楼。先主以为应华洪之谶，乃诛之。”就因为“画”“红”和他的原有名字“华洪”谐音，造楼人被前蜀王建猜忌而砍了脑袋。
▌清代人画的陆游像
▌南宋《百子嬉春图》表现童子戏狮，百童闹春，一幅打春开春了的喜庆气象。（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陆游《行书尊眷帖》此帖内容为陆游委请函丈帮助其幼子子聿完成学业。帖中言及的子聿为陆游与杨氏之幼子，据陆游年谱知其生于淳熙四年丁酉（年），是年放翁53岁。（故宫博物院藏）宋*和二年（）上元过后的第二天傍晚（正月十六），都城汴京上空忽然云气飘浮，余晖映照端门，群鹤飞鸣于宫殿上空，久久盘旋，不肯离去，两只仙鹤竟然落在宫殿左右两个高大的鸱吻之上。引皇城宫人仰头惊诧，行路百姓纷纷驻足观看。空中仙禽竟似解人意，长鸣如诉，经时不散，最后，恋恋不舍地迤逦向西北方向飞去。当时，自称“天下一人”的徽宗亲睹此情此景兴奋不已，认为是祥云伴着仙禽前来帝都告瑞——这是国运兴盛之预兆啊，人们纷纷奔走相告，徽宗欣然命笔，将此绘于绢素之上，并题诗一首以纪其实。大艺术家徽宗为此留下了杰作一幅，只可惜他的江山与字画，在15年之后，就碎于金兵的铁蹄。这是题外话。
上元元夕，在昭觉寺、大慈寺雪锦楼、玉局观五凤楼，在五门西南隅的红楼，在指定搭棚“变灯”耍杂技、演木偶戏的露天坝，上元节的成都城郊皆灯火辉煌，一片霓虹华彩，花枝招展的夫人们女儿家也纷纷出门逛“正月灯市”。
到了清代，成都人除了正月十五逛灯会闹元宵，第二天还会全城出动登城墙“游百病”：“游病‘芙蓉城’上去，人山人海路迢迢。（清谢耆庆《正月十六日游百病竹枝词》）”而多年以来，十五当天傍晚，乡郊还会有到邻家地里去“偷青”（“偷菜”）的习俗，逛了城镇上的灯会，回家路上就顺手去田地里“偷”一把“青”回去。今天，上了一些年纪的人，都会向晚辈们讲述那些“偷青”的趣事。
过了十五的“大年”，在上元的灯夕里，一年热热闹闹的新年就算结束了，忙碌、奋斗的一年又将开始。当我翻读费著的《岁华纪丽谱》，宋时成都人乃至巴蜀人的新年，如一幅成都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隔着一千余年的岁月，去回望与遥想，那些“扬一益二”的传说，那些安福寺塔、碑楼院、五门、红楼、雪锦楼，那些初一至上元的“岁华”故事，仿佛在陆游、杨氏的携手与眺望里，才刚刚开始……
宋陆游行书《怀成都十韵诗》（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释文：
放翁五十犹豪纵，锦城一觉繁华梦。竹叶春醪碧玉壶，桃花骏马青丝鞚。斗鸡南市各分朋，射雉西郊常命中。壮士臂立绿绦鹰，佳人袍画金泥凤。椽烛那知夜漏残，银貂不管晨霜重。一梢红破海棠回，数蕊香新早梅动。酒徒诗社朝暮忙，日月匆匆迭宾送。浮世堪惊老已成，虚名自笑今何用。归来山舍万事空，卧听糟床酒鸣瓮。北窗风雨耿青灯，旧游欲说无人共。省庵兄以为此篇在集中稍可观，因命写之。游撰文林元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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