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瓶莲花图像的由来
宝瓶莲花图像的出现及其寓意
宝瓶莲花图像史料最早出现于印度，在纪元前后四五百年间形成中印度和东南印度两个中心。在中印度相继产生了巴尔胡特窣堵波、桑齐窣堵波两处佛教文化中心。在东南印度，先后建立了阿玛拉巴提、纳加尔朱纳康达两个佛教文化中心。中印度与东南印度的满瓶莲花图像一脉相承，又呈现两种有别的地域风貌。宝瓶莲花图案在笈多时代由窣堵波装饰转化为寺庙建筑石柱（柱头与柱基）装饰，这种转变取决于印度佛教寺院建筑功能的变化。（见表1-1、1-2）
宝瓶莲花图像寓意
水是生命之源，宝瓶作为盛水之器，承载了生命的源泉。作为佛教教花的莲花，则是旺盛生命力的表现，据说佛祖的诞生与莲花有关，《楞严经》[1]：“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莲上······”《阿弥陀经》第三十讲：“如来净华众，正觉华化生。”所谓“正觉”乃得悟极乐净土，所谓“华化生”乃莲花化生，为弥勒如来正觉所成之时，故莲花化生也。莲花为湛然常开的正觉之花，从佛教不生不灭的涅槃妙心中化生，极致美好而超然的生命。莲花生长于淤泥之中，出淤泥而不染，莲花生于炎热的夏季，在烦躁之中带来一丝清凉，象征佛教提倡的清凉之境。佛教尚因果，莲花为“因”，莲子为“果”，众多佛教经典中，莲花化生童子的形象即暗含因果轮回也代表涅槃化生。宝瓶中插满生长的莲花，使得宝瓶莲花丰饶多产不断繁衍，其深层寓意在于象征佛教的繁荣与生生不息。
宝瓶莲花图像在中国家具中的传播与发展
宝瓶莲花图像东传在中国的出现
宝瓶莲花图像在东传过程中不断汉化，在南北朝隋代出现成都系、建康系两个群体，两系分别用于佛像台座，以及南朝墓葬画像砖和北朝佛像背光，丰饶多产意涵与装饰功能各有侧重。(见表2-1)
根据当前资料显示，宝瓶莲花图案在中国最早出现于尼雅遗址（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出土的家具标本。如图所示，在这件家具正面出现了一个带有十字交叉纹饰的球形花瓶，莲花与莲叶自瓶口向两侧垂坠而下。在此之后，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出土于河北石家庄的西晋三世纪末十六国佛像中，同样出现了完整的满瓶莲花纹饰。如图所示，在佛座的底部有一圆形供瓶，荷花与荷叶自瓶口舒展而出，形制上烘托起整个底座。足见此时人们在造像时已经树立起以瓶花供奉佛像的意识。这一特征为后期佛教东传过程中宝瓶莲花的宗教特质奠定了基础。
宝瓶莲花图像在中国家居中的演变
宝瓶莲花图案在中国家具上的演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图像由早期传到中国的二维化至后来在家具中的三维形式发展，其造型更是与构件加以结合。家具作为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小木作或更准确地说是细木作一类。因此，这些图案最初呈现在一些建筑的装饰结构之上。宋《营造法式》（以下简称《法式》）对于楼阁栏杆结构（见表2-2）就有详尽阐述，其多用于楼阁亭榭的平座及室内胡梯上[2]，这一点在宋元时期的绘画作品中有所体现。现实中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例如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的拱眼壁以及山西太原窦大夫祠东西配殿梁架结构的装饰。而后，由大木作演变到具细的家具个体，笔者将在下文以案例的形式呈现。另由于本文主旨在于阐述宝瓶莲花这一图案在东传过程中的嬗变，因此宝瓶莲花不免一定程度上脱离其本体的原始样态，具有了一定的东方尤其是中国审美色彩。我们可以看到，中亚美术中热情奔放的、抽象的莲花，具有了含蓄、具体的图像形态。家具中的瓶花造型同样受到插花文化的影响，就这点而言，学术界有一定争议——中国传统家具中瓶花图案受到中国传统插花的影响。《宋代花瓶》：“瓶花的出现，早在魏晋南北朝，不过那时候多是同佛教艺术联系在一起······并与同时发展起来的文房清玩共同构建起居室布置的新格局。”[3]但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插花源于佛前供花的传统，因此，家具中瓶花图案的中式样态就是印度宝瓶莲花的中国化。其发展过程随着佛教的东传而来。下面笔者将举一些具体案例来剖析中国古代家具中的宝瓶莲花图案。
宝瓶莲花图像在中国家具中的实例分析
印度佛教中演变出的宗教符号宝瓶莲花（以下简称“瓶花”）随着佛教的东传在中国大地完成了其本土化的图像转换，早期出现于宗教建筑、造像、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墓葬壁画装饰等艺术形式之中，其后在中国传统家具中也有出现，并作为重要的宗教家具装饰形式流传下来。
瓶花造型作为立体的家具构件出现，在中国卧具中主要呈现于床体围栏处的矮栳结构（见表3-1），拉长的宝瓶莲花近似西方的柱式造型，其装饰语言相似度极高，展现出这一装饰符号出现在家具中的程式化演变。六件卧具传达出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其上瓶花造型语言生动，与其所在的家具风格保持协调，其整体面貌显然受到了宋元时期建筑影响，其形制与《法式》中造楼阁殿亭的钩阑之制[4]基本吻合。东传后瓶花图像在家具中的表现更加具像化与程式化，犹如佛教艺术汉化，瓶花图向东传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与传承，其间包括中国插花文化等多重因素交流影响，使其造型更加优雅端庄。
以上四件庋具（见表3-2）实物中的瓶花装饰同样以矮栳结构呈现，兼具装饰与实用功能。表格左一中的花瓶部分保留了中亚地区常用的涡卷形装饰，加之描金工艺的渲染，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格。莲花部分依旧作为花瓶与横撑间的连接，其形貌类似于上文卧具中出现的图样，而这种样式在后续的叙述中依旧颇为常见，可见它已经变成了宝瓶莲花东传之后家具装饰中的特定样式。所谓矮栳，就是短柱，清代《则例》称之曰“折柱”和“童柱”，宋《营造法式》既有“侏儒柱“之称[4]。四件庋具上的瓶花造型规范周正，仿佛瓶花实物真的陈设其上，可见此时宗教文化已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也可以看出此时宗教图像的世俗化转变。
六件坐具同样出现瓶花造型（见表3-3），其中左一[5]形制最为特殊，为山西地区发现年份较早的靠背座椅，此靠背椅的椅背部分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具体形态，而整个椅背更是模仿建筑的大门而造——椅背中清晰可见石鼓、压杆石、门槛、立柱、斗拱等建筑结构。而宝瓶正是位于建筑的立柱部分，与上方近似斗拱的莲花样式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组婉约又不失庄重的装饰形态。实例中其余五件坐具的瓶花造型均在瓶花之间设以竹节状装饰连接，竹子与佛教渊源颇深，《一切经音义》[6]中既有记载，竹林精舍为佛陀的供养之地，其后诸多佛陀的弟子陆续来到竹林精舍形成大规模的僧团组织，相传“竹林精舍”即为佛陀的早期初创精舍。可以看出此时竹节瓶花造型寓意还是与宗教文化相关并使其家具整体面貌更富仪式感。瓶花造型的出现经历了早期的瓶花一体式后，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瓶花分离的形式转换，其造型多以辅助支撑结构出现，使其同时具备装饰与支撑功能。
总结
从印度佛教中演变出的宗教符号宝瓶莲花随着佛教东传的路径在中国完成了它艺术形象的本土化，并不再局限于宗教建筑和造像，而是在中国传统家具上有所体现，瓶花造型由最初的宗教图像向后期的家具装饰构件演变，主要出现于家具矮栳（卡子花）、联邦棍、柱子与腿足之中并作为重要的宗教家具装饰语言被保留下来。中亚地区热情奔放的、抽象的宝瓶莲花图案与中国传统佛前供花结合之后形成了本土化——优雅的、端庄的、具象的宝瓶莲花图案。宝瓶莲花图案在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继承，经历了早期完整的莲花与宝瓶共存的阶段和后期二者分离的形式演化。宝瓶莲花图案多数出现在具有宗教意味的家具之中，我们可以从符号本身去佐证家具的宗教身份，也可以从家具的宗教身份去反证局部符号的宗教归属。中国传统家具中的瓶花造型其装饰源头来自印度宝瓶莲花的宗教符号语言。参考文献
[1]赖永海.楞严经[M].北京：中华书局,:1.[2]潘谷西,何建中.《营造法式》解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3]扬之水.宋代花瓶[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4]（宋）李诫.《营造法式》注释与解读[M].吴吉明译著.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5]刘传生.大漆家具[M].北京：故宫出版社,:70.[6]徐时仪.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作者｜徐小川博士候选人导师｜刘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家具综合编辑/姚妍华谢荣幸杨声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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