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是中国一个分裂的时代，亦是一段混乱的时代，但它更是一个产生美的时代。前一步刚走到分裂的黑暗低谷，后一脚又能走出这灾难深重的世纪，中华民族的热力与活力也在这种跌落与重启中得到了彰显。
南北朝前期疆域图
南北朝无疑是一个神奇般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祖冲之贾思勰裴秀郦道元等人；佛教、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承上启下的文学。完成从四言、五言、骚体到七言诗的过渡。乐府诗极为流行；大放光彩的艺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蔡邕的书法；带有宗教色彩的绘画如曹不兴、顾恺之；石窟寺的发展如大同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
南北朝后期疆域图
南北朝承自三国两晋，终于隋唐，夹在历史的缝隙中以至于存在感缺失。南北朝总是习惯被一笔带过，但它着实在中国古代史上又举足轻重。今天就从历史的细枝末节之中窥探这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时代。我们先从北朝的拓跋鲜卑开始说起。
大兴安岭地区林地鸟瞰
拓跋与慕容、宇文等部都是鲜卑族中的一支，其世居大兴安岭北段。年，人们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一处百米峭壁上的嘎仙洞内，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年）刻石。
嘎仙洞外景
嘎仙洞刻石文字共十九行，二百零二字，刻在洞内西侧石壁经过修整的平面上，距洞口15米，高与人齐。刻字至今尚可识读，书体为汉字隶书，记载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
嘎仙洞《石刻祝文》拓片
《魏书·礼志一》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落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落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室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
《魏书·乌洛侯传》记乌洛侯国：“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嘎仙洞内景
石壁上的刻字，证明嘎仙洞就是《魏书》所记北魏祖先居住的“石室”旧墟，而嘎仙洞所在山林，也正是拓跋鲜卑的发祥地，这是迄今在中国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知有文献可考的时代最早的古代民族遗迹，极其珍贵。
大兴安岭地区多桦树，早期鲜卑皮作器具。
随着不断地发展壮大，拓跋鲜卑逐渐南迁，史书记载其南迁的历程可谓“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先是举族离开大兴安岭的山林地区，《魏书》记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山海经》称呼伦湖为大泽，拓跋鲜卑就此迁到了呼伦贝尔草原呼伦湖附近定居。
早期鲜卑墓出土方形开窗毡帐陶制模型
六、七代后，拓跋部族又因“有神人言，此土荒僻，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而再一次南迁数千里，到达位于燕山、阴山附近的匈奴故地，最后在首领拓跋力微的带领下举族跨过大青山，在盛乐，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建立了都城。
鲜卑南迁路线图
部族作长距离的迁徙本是困难重重的事，一般族众只会贪恋眼下的安康逸乐而缺乏长远谋虑，部族首领必定要利用种种手段才能使族众听命，《尚书·盘庚》即是商族迁都之困难写照，拓跋由北至南几千里的迁徙，也就要托神人言或借助萨满教的力量，《魏书·序记》云：“古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札赉诺尔东汉墓出土鎏金飞马兽铜牌，长10.4厘米，宽6.5厘米。
在鲜卑的神话传说中，有兽如马，发声似牛。飞马作急速奔驰状，有翅，鼻端有角，此即导引鲜卑迁徙的神兽。正是利用这种神兽，拓跋鲜卑才得以迁徙到来到曾为匈奴故地的乌兰察布草原，内蒙古札赉诺尔东汉墓出土过两枚鎏金神兽铜牌。
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魏盛乐城遗址
乌盟商都县石豁子村一座北魏早期出土有一批青铜器，其中有兽足铜桉一件，铁火盆一件，铁犁铧八件，铜壶一件。这是拓跋鲜卑贵族为告别草原、南下中原的一个祭祀窖藏。犁铎八件，取四方四隅，其数为八；又犁铎含有铲除义，即寓意犁庭扫穴，建立正统王朝。火盆以熊熊之火，表示王业兴旺。
“大员”铜壶
其中最重要是一件青铜壶，铜壶腹部刻“大员”二字，“员”即“圆”字，“大员”即天穹。又以兽足铜桉表示大地，意为拓跋鲜卑南下中原，占有天地。
西晋“猗也金”四兽纹金饰牌，横长10厘米
乌盟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有一件西晋时期的四兽纹金饰牌，此饰牌明显是草原游牧名族风格的艺术品，金牌上有四个神兽。头部似鹿非鹿，似马非马，身、腿似马，但虎爪，犬尾，兼有食肉动物的特征。饰牌的背部錾凿有“猗也金”三字，猗也金是拓跋鲜卑始祖拓跋力微之孙，这件金饰牌即是鲜卑首领猗也金的遗物。
金饰牌背面之“猗也金”刻字
以动物为主题的金饰牌是典型的草原风格艺术品，中原多地都有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相关文物，然而这些艺术品在北方游牧地区出土最多，这里就必须要说到草原丝绸之路，我们一般对河西走廊这条丝绸之路最为熟悉，然而这条中西交流之路，是在西汉之后才广为畅通的，可草原丝路，早在先秦时代之前就已经贯通发达，是上古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要道。
这条线路大致由华北过阴山或在东北过大兴安岭，抵达蒙古高原，然后经南西伯利亚西抵咸海、里海、黑海沿岸，据希罗多德《历史》记载，公元前七世纪，希腊诗人阿利司铁亚斯从黑海沿岸出发，翻越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到东方，走的就是草原路，东起绥远蒙古地区，西至黑海周围，在这片广大的草原地带上各个遗址中，都出土有青铜和金制动物纹饰牌。
哈萨克斯坦天山以北伊西克·古尔干地区出土公元前5-前4世纪金饰品
上古中国推崇玉器和青铜器，并不看重*金，所以早期的*金制品，大多出于北方游牧地区，而这些地区出土的*金制品，通过考古类型学观察，可以发现，无论是形制式样还是装饰题材，都明显带有西方及中亚的风格，这也是草原之路交流汇通的结果。西汉时期，北方匈奴民族势力达到鼎盛，其制作*金制品的技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草原大漠各地屡屡出土的*金遗物可作确切证明。
伊盟杭锦旗出土战国镶宝石虎鸟纹金饰牌，长4.5、宽3.1厘米，虎前屈张口，其上为并列简化之鸟
受匈奴文化深刻影响，早期鲜卑金银器也流行虎鹿等动物纹饰。
东汉至晋鲜卑三鹿金饰牌，长6.7、宽4.5厘米
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井滩村出土，东汉至晋鲜卑三鹿金饰牌，长6.7、宽4.5厘米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年通辽科尔沁左翼中旗出土有两件人形金配饰，以镂空铸造，圆脸卷发，支手站立，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人物形象。
东汉鲜卑人面形金配饰，长8.8、宽5.5厘米
年，内蒙古凉城小坝子滩发现一处金银器窖藏，其中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这些印章的发现，证明在西晋，有鲜卑部族曾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
中原地区农耕民族多将金银器当做是一些生活器具或其他器物的装饰，北方游牧民族则主要为将*金打造成各种首饰、服饰件，而在南北朝时期，通过一些金银制品可以看到，南北两地的于此的相互交流影响已颇为广泛了，如鲜卑以华夏所尊崇的龙作装饰题材，而南方的羽人驭龙金饰，其外形及镂空工艺颇与草原金饰牌颇为相似。
内蒙古乌盟达茂旗帜出土北魏金龙带，通长厘米
江苏苏州张镇墓出土东晋羽人驭龙金饰，长4.5，宽2.5厘米
《后汉书·舆服志》记：“步摇以*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雀）九华（花）。”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礼书》云：“汉之步摇，以金为凤，下有邸，前有笄，缀五采玉以垂下，行则动摇。”其制作多以*金屈曲*凤等形，其上缀以珠玉。《释名·释首饰》曰：“步则动摇也”，此是为一种冠戴，其材质原料多为*金，所以后世称之为“金步摇”。
文献中的山题是指“山”字形装饰，或为冠饰的前额；贯白珠指镶嵌宝石；一爵九华为鸟、花装饰。东汉的金步摇冠，多以凤鸟为造型，两晋十六国的金步摇冠饰，未见鸟兽花，只在枝杈上缀金叶。
年辽宁朝阳田草沟墓出土晋带花树状金步摇，通高17.8厘米
《晋书·慕容廆载记》：“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
慕容也是鲜卑族中著名的的部族，其“慕容”族名是因为其首领莫护跋好戴步摇冠而来，这恐怕还是附会之说，然而考古发现证明，慕容鲜卑确实对金步摇情有独钟，辽东地区多座北朝时期的慕容鲜卑的墓葬都有金步摇出土。
年包头西河子窖藏出土北魏时期金步摇，马首通高16.2厘米，牛首通高17.5厘米
马首牛首金步摇细部
目前尚未发现过汉代的金步摇，年，苏联阿富汗联合调查团在阿富汗靠近苏联的西伯尔罕一处名为*金之丘（TillyaTepe）的山丘上发现了一批墓葬，其中六号墓出土了一件金饰冠，其大部分装饰与《后汉书》所记金步摇的形制一致。
年阿富汗*金之丘出土公元一世纪时金冠
英藏唐摹本东晋《女史箴图》
可见金步摇也是西来之物，传世摹本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即有戴步摇之女子形象，唐代则有“云鬓花颜金步摇”的诗句，可见此类冠饰在已很是风行了。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物，大多都出土于城址和墓葬，而这正是考古最为重要的两大项，讲南北朝于此无法忽略，这里就简单先介绍一下北朝时期的都城。
西汉长安城（左）与东汉洛阳城（右）平面图
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足以证明，作为两汉都城的长安和洛阳，其布局是极不规整的，以宫室为例，南北都有分布，前朝后市，工商区和居民区的范围很小。
曹魏邺城平面图
曹操于建安九年（年）营建邺城，作为魏王的王都，其城内出现横贯全城的宽阔大路，同时又筑有午门台南至中阳门的中轴大道；其次，邺城有南北之分，宫殿区及官署集中于城北，城西北隅建筑瞭望制高点，也即是*事兵营的铜雀、金虎、冰井三高台；再次，居民区扩大，这与当时形势有关，豪强将领有大批部曲，频繁战争中着重掠夺的人口亦须安置以便控制兵源及生产劳力。
年勘察发掘的曹魏邺城金虎台遗址全景
史载太和七年（年）起，北魏每年都派遣近侍官员出使南朝，实则是以出使南朝的机会，实地观摩学习南朝的典章礼仪、宫室形制、服饰器用等，《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南齐永明七年（年），北魏派遣李道固、蒋少游出使南朝，“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
南朝建康城平面图
蒋少游之舅崔元祖时在南朝为官，就此报告齐武帝萧赜“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所以时人才有北朝宫室制度皆从南朝出的观点，建康城从台城的大司马门，经宣阳门到朱雀门，是长达七里的御道，刘逵注《吴都赋》曰：“吴自宫门南出苑路，府寺相属，侠道七里也。”北魏都城绝不是完全照搬南朝，但城内南至宣阳门宽达41至42米的铜驼街，是洛阳最宽的街道，必定是依照建康的御道，另外，北魏洛阳城南临伊水，设四通市，也极可能参考了建康城的布局。
《魏书·天象志》记：“太和十七年（年）冬十月诏司空穆亮、将作董迩缮洛阳宫室，明年而徙都之。”北魏洛阳城首先继承了曹晋时期，都城西北兴建高台以作防御措施的规制，其西北隅建筑有金镛城，宫室也在城市北部，又有铜驼中轴大街，然而，最为关键的是城南的居民区。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
《洛阳伽蓝记》记：“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北史》记：“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可见北魏洛阳城内规划整齐地排设了一里见方、四面开门、内设十字街的里坊，里坊在先前的都城时就有设立，然而大面积的里坊，还是前所未有的，探其原因，一则是鲜卑部落性质的*事编制组织遗留，其次是对城内人员的控制。
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为保证充裕的*事实力，控制人口是关键手段，北魏是在消灭夏、燕、北凉等诸多*权之后才统一北方的，每攻伐下一个*权的都城之后，必有徒民之举，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于天兴元年（年）迁都平城，天兴二年（年），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泰常三年，明元帝攻北燕至龙城，徙其民万余家而还；太武帝于公元年灭北凉，《魏书》记：“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车驾以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平城）。”
宿白先生《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部分资料
为防止这些迁入都城的人口暴动反叛，必定加强都城内部的*事管制，早在平城时代，京城即筑有里坊，《南齐书·魏虏传》记：“其（平城）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七十家。”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在落实拓跋族和汉族人口的同时，也还要防范各胡族旧部，《洛阳伽蓝记》记载每个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
也就是一个里坊需要14人，以个里坊计算，那单单居民区的普通管理者至少就需要人，这是相当严格且行之有效的人口管理了，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以至于后来的明清都城，有保留有中轴街道、整齐的里坊，可见北朝时期都城对后世的影响之大，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云：“夫北魏洛都新制其所以殊异于前代旧规之故,虽不易确知,然东魏邺都南城及隋代大兴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
唐长安城平面图
北魏洛阳城在规划设计时，就布置安排了佛教寺院，最早的寺庙，大多建于都城之外的山林，如著名的白马寺，南北朝之际，佛教大盛，礼佛崇佛之风尤为流行，为响应皇室及贵族需要，都城内开始有大型佛寺出现，《魏书·释老志》记神龟元年（年）王澄奏曰：“仰惟高祖（孝文帝），定鼎嵩瀍，卜世悠远……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在城郭之外。”由此可见，早在孝文帝决议迁都洛阳前，就曾规划在城中兴建唯一的寺院永宁寺，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古代都城设计特例。
《洛阳伽蓝记》记洛阳永宁寺云：“熙平元年（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升……永熙三年（年），浮图为火所烧。”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遗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考古人员勘察确认了永宁寺遗址，鉴于不断有当地民众将永宁寺残存的木柱挖出用以烤白薯，在七十年代末作了考古发掘。
通过发掘得知，洛阳永宁寺塔基遗址东西.2米，南北97.8米，有五圈柱基，一些砌筑在塔心位置的粗大木柱已成木炭，证明文献中“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刹柱，周年犹有烟气”所言不虚，结合考古发掘的柱基位置及文献记载，永宁寺塔为四边方形楼阁塔，关于此塔塔高，以《水经注·谷水》所记高四十余丈较为合理，经杨鸿勋先生复原，永宁寺高约米，远远高于目前最高最古的木塔佛宫寺释迦塔（67.31米）。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图
永宁寺遗址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塔基遗址中出土的多件塑像，可谓是北朝中后期雕塑的最高成就。
永宁寺出土北魏塑像
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早期的佛教造像，容貌体态以及衣纹装饰，都近于西域及犍陀罗或秣菟罗风格。
云冈昙曜五窟之20窟主尊及胁侍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处处以南朝为师，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称南朝画家陆探微说：“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刀锥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在佛像雕塑上，北朝在推广褒衣博带服饰的同时，开始崇尚这种瘦骨清像，这在迁都洛阳后所开凿的龙门石窟反映得最明显。
甘肃天水麦积山74窟北魏早期塑像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北魏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皇帝礼佛图》，其中皇帝即北魏孝文帝。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宾阳中洞《皇后礼佛图》
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刺史瓜州，又由东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