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增进福利与责任*府之路
栏目主持 本报评论员 王梓最早的包产到户发生在1956年的浙江省永嘉县。在既缺乏效率又不见得公平的“自上而下式”集体经济体制刚刚建立之初，类似于1978年小岗村村民所采取的变革措施就已经出现。改革前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以极其高昂的代价建立起基本的工业化体系，与此同时，在民生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却积累起了严重的问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农村经济迅速恢复，个体户与乡镇企业也有了发展的巨大空间。1984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启动，微观经营体制的全面变革提出了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很快被推到变革的显要位置。到1980年代的中后期，经济改革对*治改革的要求已经变得迫切起来。实际上，改革之初对干部体制的调整，以及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就已经是很重要的*治体制改革内容。中国的改革是经济、*治、社会与文化的全面改革。在个人权利逐步确立、各项公民福利得到推进的同时，社会主义民主也正在有序发展。对中国而言，既要把握“后发优势”带来的小震荡、大收益，又要破解“后发劣势”下形成的“转轨利益集团”，是一项重大的挑战。近期，本报评论员就中国改革的一系列问题与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进行了对话。(代忘)改革从负帕累托起步《21世纪》：关于中国改革的逻辑顺序，有增量改革跟存量改革的这个说法，开始增量改革，再解决存量的问题。这个提法是否准确？秦晖：说中国开始是增量改革，这个说法很可能是不对的。因为包产到户、撤销人民公社的改革是典型的存量改革。中国改革和其他国家改革的真正区别不在于存量还是增量，而在于，由于中国原来既少自由也少福利，尤其是对农民而言，中国的存量改革基本上不用支付代价的；对于工业发展来说，不需要支付计划受到破坏的代价，这两种代价都是东欧最难承受的；第三中国避免了反向的“尺蠖效应”。中国改革有一种“尺蠖效应”(尺蠖是一种无脊椎动物，行动时一屈一伸像个拱桥；“尺蠖效应”是说，*策像尺蠖那样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即总是同一部分人得益而另外那一部分人受损。)，不管是收紧还是放松，总是有利于某些人，不利于另外一些人。*策一收紧，老百姓的自由就没有了，但是他们的福利增加比较少；但是*策一放松，老百姓的福利就没有了，自由增加却比较少。但东欧国家也有一种“尺蠖效应”，*策一放松，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了，但是他们不愿意扔福利。中国和东欧各国的*策都在一左一右的摆动，绝大部分东欧国家这十几年**轮替好几次，**一轮替就要*策调整。一调起来，福利增加，但是自由不能减少，否则老百姓就要闹。右派一上台，自由要增加，但是福利很难减少。这样*府的财*就越来越困难。这个是相反的“尺蠖效应”，中国避免了这种效应。现在中国像进入了一个大*府的周期，开始增加公共财*投入，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但下一步会否朝向福利国家发展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