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青岛早报
孙洁近些年青岛小说创作的85后生力军，我的同事王国梁算得上一个。《红旗路今夜无风》和《直线行驶》可以说是其尝试短篇小说创作结出的硕果。庸常生活的都市书写国梁进入文学创作研究院做编辑之前，是家乡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就像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一样，平城和红旗路也是作者精心构建的文学地标。在他五年的记者生涯中，他积累了大量工作和生活经验，或许这些经验直到他来到青岛后，才被系统挖掘出来，成为他小说创作的素材。这些弥足珍贵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正是当下在都市求生存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上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一代人，生存经验里几乎没有农村记忆。深刻影响他们的不再是农村的生命体验，那些被上几代作家描绘在作品中的“上山下乡”“老三届”“文学黄金时代”，甚至是捉蛐蛐、斗蝈蝈这种充满童趣的生活细节，也已经无法引起这一代人的精神共鸣。取而代之的，是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精神迷茫：80年代文学上的黄金时代渐行渐远，90年代商品经济下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新世纪到来后信息化时代带来的碎片化阅读让人更加眼花缭乱。这一代作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诚如《红旗路今夜无风》和《直线行驶》中的两个主人公，聪明又油滑，入行几年便深谙行业潜规则；拥有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却又为了生存而上下疏通、八面玲珑。物质极大满足的同时，精神世界却并没有同步充实，其实这才是当代都市年轻人生活的真实摹写。在父母和外人眼里，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体面的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也谈起了门当户对的恋爱，进而建立了平和温暖的小家庭。一切都那么圆满，但一切却又少了些什么，就像《红旗路今夜无风》里开头就对“我”不无自豪地下了定义：刚刚毕业没两年，没人脉、没背景，就靠着一膀子力气，能混到现在，还混得人模狗样，也算是自强不息的典范。而《直线行驶》里的“我”更进一步，甚至可以为未婚妻的家人谋些福利：时不时给未来小舅子零花钱，为未婚妻的舅舅找了工作，最后还可以在吵架后不再低三下四追哄未婚妻做了合理的心理建设：为了她，为了她们家，我付出得可以了。对一个准女婿来说，我已然提前上位，把所有脏活累活大包大揽，表现出人见人爱的姿态……尽管作者在尽力展示主人公们在生活或事业中小有成就的一面，但也花费了相当的笔墨来摹写现实生活对于他们的打压和不公。居住环境的嘈杂体现在“蜗居在旧铁路线旁二十几平方米的矮房”，工作压力的增大体现在“精心拍摄的新闻经常被毙”和“无休无止的酒局”，恋爱和婚姻的困境更是从始至终成为作者着力表现的内容。近些年网络用语霸屏后，“打工人”一词成为作者笔下人物最好的注脚。“打工人”步履匆匆，行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着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双线并行下的语言狂欢或许来源于多年编辑记者的经验积累，作者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在这两篇小说中可见一斑。对于当代年轻人日常生活的叙述自然流畅，让人读来毫无压力，其间插科打诨式的幽默也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许巍的《蓝莲花》虽然好听，但不顶饿；最近猝死的新闻看了好几起，我总担心夏丽家的这个宝贝把自己活成牌位；从最初的鹅黄，涂到现在，已变成浅褐，对外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辉煌（灰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同时也是结构的艺术。长篇小说需要架构，短篇小说更需要构思，作者将笔触伸向了当下都市年轻一代的工作和情感生活，同时也巧妙设置了双线并行的结构和线索。工作中的“我”看似左右逢源，实则有心无力，一直处于被动局面之中。《直线行驶》中的“我”看似正在经历恋爱中的困局，但因为恋爱不顺导致工作中的一连串失误和精神恍惚，最终错失电视台里的竞聘答辩，这是从恋爱失意到事业失意的情节设定；《红旗路今夜无风》中的“我”每天穿梭于各种无意义的酒局，拼命喝着不明所以的酒，以期拿下所谓业绩，但更大的矛盾设置扑面而来：“我”竟然被越级提拔，“利”与“义”的双重考量就此摆在面前。作者用行云流水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中的困境，却也无力寻找解决的办法，直到故事的结尾都是未解的困局。另一条线索是主人公的婚恋困境。两篇小说叙述了两个相似的困境，不同的是，一个是婚前无底线的诉求和不满，另一个是婚后难以承受的平淡和琐碎。无论是哪一种困境，都是当下都市年轻人的情感受挫形态，揭示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脆弱和心灵的迷惘。作者同样没有在结尾处给出回答，可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探索，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尽管受制于短篇小说的篇幅所限，但对于当下都市赶路人的形象和生活，我们在心中已然有了一份感同身受。诚然，小说最终没有为都市打工人找出脱困之法，但小说本身又何尝不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种方法呢？困住现代人的多是精神困境，正所谓当局者迷，也许跳出迷局就是脱困之时，读小说是，写小说也是。作者简介：孙洁，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编辑。